自序
教学方法必须适合于学校里实际的情形，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可惜富于经验的国文教师，多不肯讨论新理论、新方法，单靠几个高唱新理论的人，他们自己又不能完全了解学校教学的状况，贸然地来指导实际的方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以我国十数年之中学教育，终竟没有得着什么相当的效果。有见于此，我愿依据实际的情形、客观的研究来解答现在中学国文教学上重要的问题，做一种试尝的实验。无根的空言、主观的臆说，是竭力减至最小限度的。至于成功，那是我不敢盼望的；即便失败，也可从此得一番教训，再求进一步的研究——我虽然明知道是一个过渡的工作，落后的方法，不远就全盘废除现行的中学国文课程，重新建设另一种适宜的教材和方法，以适应新的需要，或者今年后年就有实现的希望，但我仍然是这样想着，即便失败，也可从此得一番教训，再求进一步的研究。
现在的中学国文教育，糟，是糟透了。可是许多许多人，专要在国文教师的头上掷砖头，骂他们是老腐败、文化之贼、新思潮的障碍物。我以为痛骂是毫无裨益的，国文教师一部分腐败的状况，固不可讳言，但是我们稍微用深刻的眼光观察一下，只有悲悯的情绪，只有愤慨前代遗留的恶果和现社会组织的不良，绝不能让那班弯腰驼背的老夫子们专负这重大的罪过。况且就现在的教育制度上说，中学国文教师绝无增进学识的机会，不论是谁，担任这种职务三五年后，时代落伍的运命，保准就加在他的身上。
就按我个人来说，民国十一年六月，在保定甲种工业担任机械十四、染织十五和预科三班的国文，每周二十点钟，月薪仅四十元，因为受经济的压迫，不得不另谋兼差，十月又兼第二女子师范本科二年级的国文。整日里东鳞西爪，搜索枯肠，为他们选择教材，寻了新的，又寻旧的；顾及到工业上应用的，还得顾及到女子教育上应用的；那一班爱好新诗，这一班爱学戏剧；小学生喜欢小说，老学生喜欢古文。作起文章来，形形色色，千态万状，文言白话，各行其是，兴之所至，竟有长至一万六千字者。为学生进步起见，还得鼓励着学生多作，宁愿自己吃苦，总叫学生如意。弄去弄来，每星期除却收到一百二十多篇课作以外，笔记、读书录、演说稿、通信稿、剧稿、小说、诗歌，种种课外作品，每人都有一二篇，特别的还有一下交到三四册子。终日除了预备功课，办理校务（预备演说稿，修改学生各会章程，参加校务会议）以外，简直是一个改文的机器！发了复来，来了复发，一发一来，源源不绝，弄到废寝忘食，面无人色，生活乐趣几为之剥夺净尽。等到一年的光景，稍微有些成绩（组织益智学社，发刊《妇女之光》《文化福音》诸周刊），这一个学校的老先生骂我太带学生气，没有师长的架子，那一个学校的同事说我迎合学生的心理，为四十块钱卖命。你说我引导学生入迷途，他说我快要做校长。闹得满城风雨，谣言四起，校长教员，疑者疑，妒者妒，只好一走！请问，不腐败些，怎样能做中学国文教师？做中学国文教师，怎样能增进学识？
十二年八月曹秉国先生邀我到冀州，创办直隶第六师范去。我从石家庄雇大车起程，经过豪城县，一日被土匪劫了两次，逃命似的跑到冀州。学校还没有地点，别说房子、学生和一切的一切。把我送到一个旧式的监狱旁边，住着一间没有门子和窗户的小屋，臭虫壁虱，终夜滋扰，两星期的工夫，即长了满身疥癫，但是心里说：已经来了，只得干下去。借房子、赁桌凳，匆匆忙忙地勉强着招了两班学生，糊糊涂涂地在九月中旬开学了。教我担任两班的国文，兼充图书馆主任，阅书室里的导师，游艺会、演说会、文学研究会里的会长，《诗园》《微笑》校刊的编辑。该校创办伊始，一点设备没有，样样还得要好，这真是极不容易的事。好在费尽心血，却能得到学生的信仰。我每天从五点半钟起床，就到文学研究会讲演，六点半钟以后图书馆就满人了。下午完课，紧接着到游艺会做指导，演说会去批评，图书馆里监视阅书，九点钟以后，学生都安息了，我才去检阅校刊的稿子，做编辑的生活。说到学生的作品，比较保定更多、更幼稚，不用说更不容易批改。简直把一个全生命，交付给这初创的学校。你猜怎样？终究还是招校长害怕、怀疑、嫉妒。什么缘故呢？我是不知道。这样灰色笼罩着的教育界，比军阀政客、官僚还毒辣十分的办学者，别说盼望他们有什么金斧，来启迪学生们的心灵，简直像死鼠被丢在污泥里，只有同腐了。请问，不腐败些，怎样能做中学国文教师？做中学国文教师，怎样能增进学识？
一朵被炎威的烈日吸收净尽了液汁，而呈现憔悴颜色的人生之花，困在这枯干寂寞的平原社会里，恐怕永没有得着雨露滋润的希望了，才一心一意地要寻一块有山水有沙漠的环境里，做一个减着饮食、负着重量的骆驼去。十三年正月经李泰棻先生的介绍，答应陕北榆林中学的聘约，从北京到石家庄转正太铁路，由太原换汽车抵汾阳，由汾阳雇人力车到离石，由离石雇轿窝达碛口，乘船渡黄河到陕西。历观娘子关外的风致，海子边的冰雪，杏花村、火龙岭的烟云，冒玩老婆山的危崖，黄河的急浪，狮子
的险峻，关道山、塔坡寺、沙沟的苦路，鱼河峁、盘龙寺、无定河、驼峰的寒山古道，共用十五天的工夫，才到古雍州的雁门。
真不愧称为沙漠地，日日夜夜不断地刮着呜呜的大风，对面看不见人的黄沙飞舞，当然不能希望什么凄清幽静的生活来慰藉我，除了每周上二十四点钟的国文课，改一百二十多篇作文卷。在这比老前辈脑袋还顽固的边野，渐渐地出了几种鲜花一般的刊物（《榆林之花》《榆中旬刊》《姊妹半旬刊》《塞声》），采了不下数千首的民谣，制作了五百余篇孤独零丁、悲哀寂苦、雄奇豪壮的诗文，学生一个个简朴耐劳，刻苦求进地用功，对我有如家人的厚意。我们创立青年学社，举办平民学校，组织陕北教育改进社，传习二十三县劝学局长及高小校长，兴致勃勃，无以复加。谁想竟得了三月的大病，迫促着我就医京师。可惜这一段伟大的工作，竟成了断线的风筝。
十四年二月病告痊愈，在北京文化大学四存中学代了几天课，又无意识地跑到济南第一师范国文专修科教授中学国文教学法，虽然是促进我编著此书的一个大关键，可是担任着高级师范的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戏剧研究，令我无法找到丰裕的材料和参考时间。随后跟着孙张的战事以起，把我又流到绥远去。
这战争糜烂全中国的丙寅年，虽然是足迹踏遍了全绥远的学校，但是封锁着南口，连一张报纸都没有看见。在五族学院做教务主任，包办着文史系的子学、小学、文学概论、中国近百年史，兼任初中的国文、历史、地理，几几乎让我成了百病都能治的万应锭。第一师范、第一中学、职业专门三个学校的国文，也让我连三并四地兼任着，差不多每周要有三十个钟头。因为没有人能渡过南口的地雷电网去，我还得这样地支持着。一盒火柴卖到三十枚，二斤大米卖过一块钱，可笑的是哈德门烟卷五角大洋买十枝，一个西瓜卖五元，线袜子值三块半，布鞋子值八元。这样的生活，从四月份欠到十月，没有发薪。空着肚子又成立西北青年互助社、西北妇女联合会、青年工人学校……谁叫我这样的不达时务呢，一张纸把我送到北京来。请问，不腐败些，怎样能做中学国文教师？做中学国文教师怎样能增进学识？
这是民国十六年的头一天，我两手空空地依赖我的夫人十五元的进款生活着。将这六年教学的实际的情形，用客观的方法，有系统地组织成书。至于成功，那是我不敢盼望的，即便失败，也可从此得一番教训，再求进一步的研究。
至于本书的内容，有许多地方，取材从前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上的建议，因为这许多的建议，是我个人所绝对赞成的，并且我都已照例地实行了。在这地方，我要对各作家表一番很诚恳的谢意。
1927.1.1在北京骑河楼23号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