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贵族研究及其理论架构
中国历史上，六朝时期最突出的历史现象是门阀贵族阶层的形成与活跃。
针对六朝贵族的历史意义，唐长孺先生从“魏晋封建”的角度作了概括。指出东汉末年以至魏晋，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之一表现了奴隶制社会开始转变为封建社会，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另一个新事物则是门阀制度的形成和九品官人法的确立。所谓门阀制度是封建等级制的特殊形式，其内容主要是区别士庶，同时也在士族内部分别高卑。[1]
关于六朝贵族及其特点，包括唐先生在内的一大批中外学人进行了丰富而细致的研究，成就斐然。[2]近年，日本学者渡边义浩先生以此为基础，作了五个方面的归纳：（1）作为一个阶层，直接或间接统治农民；（2）世代世袭国家高官；（3）与“庶”相对，拥有“士”这种高贵的地位以及身份；（4）在文化上具有一般庶民无法参与的文化创造能力；（5）相对于皇权，有着一定的自律性。进一步而言，如果将这一时期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代相比，则（1）是从汉代豪族到清代乡绅的统治阶层都具有的性质，（2）、（3）是周代的卿、大夫、士所具有的性质，（4）是宋代以后的士大夫所具有的性质。而最能体现其特色的就是（5），即相对于皇权的自律性。[3]
上述归纳建立在众多前人成果之上，有一定参考意义。可是，门阀贵族究竟如何获得了相对于皇权的自律性呢？对此，渡边先生指出了重视血统的名门主义，形成封闭性通婚圈的人际关系，以及严格区分贵族与非贵族的同类意识等等。然而，这只是针对现象的陈述，而非原因的分析。在此，我们可以从文化性与社会性的角度作些补充：
首先，就六朝贵族的文化性特质及其意义而言，陈寅恪先生有着精辟的论述，即：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
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
又云：
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4]
这是两段为学者常引的经典文字。如果细读，不难发现在高官厚禄、家学礼法、政治社会的影响等门阀贵族所具有的诸特征中，陈先生尤为重视家学礼法。在他看来，贵族（士族）之所以为贵族，并不完全依靠祖上的高官厚禄，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基于家学礼法的门风。顺着陈先生的这一思路，我们可以推测：六朝贵族并非只有不同于凡庶的文化创造能力，重要的是他们依靠这种文化特质，获得了长期延续家世的可能。换句话说，门阀贵族之所以在政治、社会享有崇高地位，其因在于他们自身所拥有的文化性要素。由此来看，如果说六朝贵族具有相对于皇权的自律性特征，那么家学礼法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次，针对六朝贵族的社会性特质及其作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一个概括值得关注，即：
这一时代的中国贵族，不是在制度上，由天子授与领土与人民，而是由于其门第，做为地方名门望族延续相承的传统关系而形成的。当然这是基于历来世代为官所致。当时社会上的实权，是掌握在这些贵族的手中。这些贵族都重世袭家谱，因此当时系谱学颇为盛行。[5]
世代为官构成了六朝贵族的重要侧面。但内藤在此却做了一个逆向思维，即官僚的身份，并没有使门阀贵族成为天子或皇权的附庸。因为这些并非来自天子或皇权，而是源于贵族的门第以及在地方社会获得的地位和名望。这段论述给我们如下启示：来自地方社会的支持与否，才是决定门阀贵族身份和地位的关键性要素。毫无疑问，在探究六朝贵族自律于皇权以外的特征时，这应是一个有效的观察视角。
结合以上两种观点思考，家学礼法的传承以及地方社会的支持，构成了六朝门阀贵族文化性、社会性特质，同时也是他们独立于皇帝权力以外的重要支撑点。这种特点不见于其他历史时期，说明六朝贵族及其存在有独特的历史性。但是，能否将贵族及其存在作为理解六朝国家与社会结构的基点，由此对该时代进行历史定位呢？也就是说，贵族阶层的兴起是否可以决定六朝的社会性质、时代性质呢？必须承认，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主要来自日本学者的研究。例如，谷川道雄先生曾指出：
当我们说六朝社会是贵族制社会时，它是用贵族制这个形象所集中体现的人类社会历史性去说明包括皇帝权力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只有如此，才能称之为历史性范畴。[6]
相比较而言，宫崎市定先生则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他说：
从三国到唐朝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以称为贵族制度时代。这样说并不等于所有现象仅用贵族制度就能够得到解释。一方面，与之对立的君权森然存在，不断地瓦解贵族制，致力于将它转变为纯粹的官僚制。[7]
由此可见，对于“六朝贵族及其存在是否具有决定时代性质的作用”这一问题，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在探讨门阀贵族的历史意义时，这种观察角度可以提供极好的研究方向和线索。
另一方面，围绕六朝贵族，中外学术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理论。如前述以唐先生为代表的“魏晋封建论”，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观点。[8]除此以外，还有诸如“六朝贵族制论”“豪族共同体论”“皇权政治的变态体制论”等等，也为我们思考六朝贵族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以下，对这些理论的大致框架和研究思路稍做回顾：(https://www.daowen.com)
“六朝贵族制论”的观点，主要见于日本尤其是京都学派的学者的论述之中，其首倡者为内藤湖南。内藤曾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表述，即：
要言之，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这就是中国中世纪一切事物的根本。……在这一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9]
宫崎市定继承内藤之说，认为“从三国到唐朝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以称为贵族制度时代”。不过如前所见，他同时也指出，由于传统的皇帝权力依然存在，并且不断试图瓦解贵族制，于是二者之间在对立之中逐渐出现了某种平衡。这表现在，如果皇权进一步衰落的话，那么贵族制就会发展成为具有割据性质的封建制度。然而历史的结果却是，正因为皇权的存在，六朝隋唐的社会才最终形成了贵族制这样一种特殊的形态。[10]
对上述宫崎观点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是川胜义雄先生。川胜的六朝史研究，有一个核心命题，即“如何思考贵族制与封建制的关系”。他认为，贵族制社会从汉帝国瓦解之后一直延续至唐代。这一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内占据领导地位的贵族阶层，并没有朝武人所具有的封建领主化方向发展。作为教养深厚的文人，他们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僚机构，并且通过垄断这一机构来维护其统治体制。在社会层面，贵族或豪族的庄园中存在着近似农奴的佃客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依附者。阶层、身份的制度划分日趋细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处于分散的状态之中。六朝贵族体制呈现出来的上述特点与欧洲中世封建社会极为相似。这就说明，门阀贵族或豪族本身具有封建领主化的倾向或性质。要言之，随着汉朝古代帝国的崩溃，中国社会与欧洲一样，也出现了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可能性。
那么，应如何解释这种贵族制与封建制并存的时代景象呢？
川胜给出的解答是，中国社会内在的某种要因抵制住了封建领主化倾向，由此产生出一种使文人贵族居于优势的贵族制社会。[11]这种要因是什么呢？对此，川胜主要援引了谷川道雄的“共同体”理论。
谷川同样是“六朝贵族制论”的支持者。不过，在面对贵族制与封建制的问题时，其观察角度与宫崎、川胜稍有不同。
在他看来，最具欧洲中世社会特征的封建制度并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中古社会之中。因此，观察问题的核心并非大土地所有庄园制上的生产关系，而应放在贵族、豪族身上。大量史料证明，他们依靠自身的伦理精神以及人格道德，与周围的民众结成了一种共同体式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社会由古代向中古过渡之际，发挥了稳定乡村社会并抑制其走向分裂的作用。谷川以此提出了著名的“豪族共同体论”。关于“豪族共同体论”，我们将在下节介绍。需要强调的是，京都学派的六朝贵族制研究有一条中心线索，就是试图对中国社会的固有性和世界性作同时把握。谷川后来用“非封建的中世”这一概念诠释六朝隋唐的社会及时代性质，就是典型。[12]
尽管封建制与贵族制的问题主要由日本学者提出并建立理论框架，但中国学者对此也作了回应。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唐长孺先生晚年的一段话：
魏晋时期是汉代以来自由农民（包括自耕农与佃农）封建化过程的最后完成。但由于作为社会基层结构的宗族乡里的存在起着抵抗封建化的作用，而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尽管在此时有所削弱，仍然力图最大限度保存作为赋役对象的自耕农民，因而封建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彻底完成。
唐先生在此处引用了川胜、谷川联名发表的《关于中国中世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13]一文及川胜的著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14]也就是说，魏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封建化倾向之所以没有彻底完成，除了来自中央集权制的影响之外，还有基层社会的宗族乡里发挥着与封建化相抗衡的作用。从前后文意推测，唐先生所言“宗族乡里的存在”，即是指以豪族为中心的共同体式结构。
如上所述，无论“魏晋封建论”，还是“六朝贵族制论”，在分析六朝贵族的形成与特点时，尽管有差异，但都对社会的基层部分予以了充分关注。相比较而言，田余庆先生、阎步克先生主要针对门阀贵族的政治运作以及与皇权的关系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考模式。田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后论》中，对东晋以及南北朝的历史发展作了一段总结：
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但是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的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是北方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15]
《东晋门阀政治》是一部研究东晋历史的代表性著作，通过缜密的考证与精当的梳理，对门阀贵族之间的势力消长以及门阀贵族与皇帝权力之间的斗争作了详尽论述。虽然侧重于政治史，但田先生却在研究中为我们提示，历史研究应落脚在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创造上，并认为这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
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田先生的结论，即东晋门阀政治乃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六朝政治的主流最终是要回归到皇权政治，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换言之，用“变态”和“回归”这样的术语对魏晋南朝的政治特点以及时代性质加以涵盖，认为以“门阀与皇权共治”为特征的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它来自皇权政治，最终要回归到皇权政治。
阎步克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变态—回归”的观察尺度构成了与传统的历史分期论不同的视角。并指出，历史分期论着眼于时代之间的差异，突出时代的特殊性；而“变态—回归”在观察特殊性的同时，也在辨析那些抑制“旁逸斜出”，并最终使历史步伐回归于“中轴”的力量和条件，及其造成“变态”与导致“回归”的机制与过程。[16]
如果将这种观点用“皇权政治的变态体制论”加以概括的话，其思考纬度与前述“六朝贵族制论”可谓相映成趣。后者认为，中国社会在汉末出现封建制的倾向，但是乡里社会的共同体运动或舆论抵制了这种倾向，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文人贵族位于优势的贵族制社会。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变态—回归”着眼于皇权政治这一“常态”。而在“六朝贵族制论”中，尽管门阀贵族与皇帝权力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澄清，但强调地方乡里社会与门阀贵族之间结成的关系具有说明和诠释包括皇权在内的中古社会的历史性意义。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贵族制社会，在这一理论脉络中，显然是一种“常态”的体现。
“六朝贵族制论”与“皇权政治的变态体制论”的异同，这里暂不讨论，但门阀贵族的存在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历史现象，无疑是两种理论的重要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