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东晋王朝崩溃的几种观点
从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出任徐州刺史到太元十年（385年）谢安死去，整个东晋中期的朝政，基本掌握在桓、谢两大门阀贵族之手。385年以后，中枢格局出现了新的事态，这就是孝武帝及其弟司马道子、道子之子司马元显开始持续掌控权柄。东晋从建国开始，中央以及地方的政治、军事力量基本上由门阀贵族所掌，而此时帝室司马氏异军突起，开始出现所谓皇权复兴的征兆。太元二十一年（397年）九月，孝武帝死，安帝继立，道子、元显独揽大权。
面对上述事态，门阀贵族展开了一系列对抗行动。首先是南兖州刺史太原王恭于隆安元年（397年）、二年两次举兵，反对司马道子、元显父子。王恭败死以后，元兴元年（402年），荆州、江州刺史桓玄举兵东下，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元显。第二年十二月逼安帝退位，称帝，定国号楚。元兴三年（404年）二月，出身北府的刘裕与刘毅、何无忌等人起兵讨伐桓玄。桓玄败退回荆州之后，为部将所杀。至此，东晋大权归于刘裕。
与门阀贵族或者帝室司马氏掌权相比，刘裕为寒门将校出身，身份特殊。但在其掌权期间，首先镇压孙恩、卢循起兵，接着进行北伐并取得胜利，势力不断扩大，终在晋恭帝永初元年（420年）通过禅让的方式完成晋宋鼎革，建立了刘宋政权。
下面需要关注的是，面对上述晋宋之间的政局变化，前辈学人是如何认识的呢？
先来看田余庆、祝总斌两位先生的观点。田先生注意到了东晋末期，门阀贵族在政治与学术等方面人才凋落的现象。而代表皇权一方的势力没有放过这一机会，孝武帝及其弟司马道子由此试图恢复皇权。但是，由于这些人物资质愚钝，反而造成政治上的混乱，无法实现其目标。为了夺取中央政治的主导权，王恭、桓玄等门阀贵族与司马道子、元显父子等帝室一方进行了殊死的争斗。此时，寒门（田先生称之为次等士族）出身的刘牢之、刘裕、孙恩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打倒门阀贵族的作用。刘裕击败桓玄，建立新的政权就是这一潮流的代表。刘宋政权成立的意义，就是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1]
祝先生认为，晋宋政权交替的根本原因在于东晋后期门阀贵族（祝先生称之为高级士族）的没落，这具体反映在门阀贵族在政治与军事领域中的无能与软弱。桓玄得到门阀贵族的支持，因此他与刘裕的斗争实质上是门阀贵族与寒门（祝先生称为低级士族）之间围绕统治权的斗争。桓玄失败的意义在于，门阀贵族的统治由低级士族、武将所取代。[2]
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关注的是王恭之乱，指出刘裕等寒门武将原本只是类似门阀贵族佣兵一样的存在，但是以这场叛乱为发端，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展开行动。不久便摆脱了门阀贵族的掌控，最终发展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其结果便是刘宋政权的诞生。川胜先生强调，门阀贵族在此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军事统治权，这是东晋贵族政治出现后退的关键性原因。[3]
葭森健介先生在这一见解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到江南乡村社会在晋宋交替之际的作用。其论大致如下：东晋末，滥用国家权力的司马道子等一部分侨姓贵族为满足自己的私利，对江南社会大行剥削之能事，致使江南社会的不满达到顶点，其结果便是孙恩、卢循之乱的爆发。为解决这一问题，同为侨姓贵族的王恭以及桓玄试图进行改革，但最终没有能够消除江南社会的不满，相反还进一步失去了江南乡村社会的支持，由此走向失败。与此不同，出身寒门武将的刘裕在东晋末的纷乱局面中脱颖而出，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于通过实施土断、解放兵户等政策化解了江南地方出现的诸多不满，因而得到了领导江南乡村社会的地方豪族的支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新政权。[4](https://www.daowen.com)
应该说，通过以上诸家的研究，东晋末的政治与社会状况基本得以澄清，探讨晋宋革命的历史意义也似乎有章可循。不过，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还有以下几个问题，似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第一，在东晋政权瓦解之际，门阀贵族阶层的动向，以及这一动向在晋宋革命之中所具有的意义，是一个应着重考察的问题。田先生与川胜先生特别注意到王恭、桓玄的失败，认为这标志着门阀贵族丧失了军事权，同时也显示出门阀贵族阶层后继乏人，这些都是导致东晋贵族政治衰退的原因所在。葭森先生进一步指出，王恭、桓玄的失败原因在于没能有效消除江南社会针对王朝淤积的不满。
然而，王恭或桓玄等门阀贵族为什么没有能够解决江南社会的不满，江南社会在整个东晋政治史上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问题，实际上又与应如何思考实现王朝革命的刘裕政权的性质密切相联。也就是说，成功消除了江南社会不满的刘宋政权与东晋王朝相比，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质呢？这显然值得玩味思索。
第二，东晋王朝走向崩溃的背景中，出现了皇权复兴这一现象。田先生指出，在司马氏帝室与门阀贵族相互抗争的过程中，贵族势力日渐削减。
对此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即皇权的扩张就结果而言，带来的是王朝的衰弱以及最后的灭亡。由此看来，强化皇权，相反却导致王朝的衰退，这样一种根本矛盾似乎存在于当时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换句话说，这种深层式结构矛盾很有可能是导致所谓皇权复兴最后失败的原因所在。要之，并不能将东晋皇权失败的理由单纯归结于皇帝个人的资质，而应该从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及在这种结构之上推行的东晋贵族政治的特质及其潮流中寻求原因。
在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东晋前期以来，为王朝建设打下根基的王导，以及继承王导的桓温、谢安之政。前面提及，这种政治的特点在于尊重江南豪族的存在以及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地方社会。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可以作如下判断：既然东晋末期的皇权与门阀贵族都无法解决江南地方社会存在的不满，那么他们所推行的政治与东晋前期、中期相比较，显然出现了深刻的断层。因此，探寻产生这种断层的原因，也就可以找到澄清东晋政权崩溃状况的线索。以下，我们就站在这一角度上略作分析，并对完成晋宋鼎革的刘宋政权及其性质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