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1]此观点最早见［日］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东京：弘文堂，1932年版。

[2]［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东洋文化史研究》，东京：弘文堂，1936年版，黄约瑟译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其文可略引如下：“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贵族政治时代的习惯是由贵族掌握权力，所以有隋文帝、唐太宗等英主出现。尽管在制度上并不承认贵族的权力，但在实际的政治上仍保留其形式，政治成为天子和贵族的协议体。当然，这个协议体并不是代议政治。”第10、12页。

[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不过，田先生认为这仅仅只是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与内藤所指六朝至唐代中期为贵族政治的时代相比较，在时期上并不相同。之所以不同，主要源于二位学者对贵族政治的理解存在差异。简言之，内藤关注门阀贵族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延续，由此形成世家和郡望的侧面，而田先生则着眼于门阀贵族与皇权在政治与军事实力上的比较。那么，“共治天下”的局面究竟是仅存在于东晋，还是广泛见于六朝隋唐，对此可以暂不作讨论，但这种思路对于理解包括东晋在内的六朝隋唐政治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4]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收入其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5]东晋于公元318年建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宋武帝）接受司马睿曾孙恭帝德文的禅让，完成晋宋鼎革。

[6]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为武帝子，与司马睿是再从兄弟关系。有关司马氏一族的家系详情，可参看［日］福原启郎：《西晋武帝司马炎》，东京：白帝社，1995年版。

[7]关于“八王之乱”，可参看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后收入其著《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上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日］安田二郎：《围绕八王之乱——试从人间学来考察》，载《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4，1976年，后收入其著《六朝政治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3年版；［日］福原启郎《论八王之乱的本质》，载《东洋史研究》（京都）第41卷第3号，1982年，后收入其著《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版；景有泉、李春祥：《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5期；鲁力：《“八王之乱”成因新见》，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4期，后以《“八王之乱”概论》为题，收入其著《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8]关于西晋宗王出镇的状况，参看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见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日］福原启郎：《西晋时期宗室诸王的特质——以八王之乱为线索》，载《史林》（京都）第68卷第2号，1985年，后收入前引《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日］辻正博：《西晋时期诸王的封建与出镇》，见［日］笠谷和比古编：《公家与武家Ⅳ：官僚制与封建制的比较文明史的考察》，京都：思文阁出版，2008年版，杨洪俊译文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9]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14页。

[10]怀帝司马炽（284—313年），为惠帝司马衷异母弟。光熙元年，司马越毒死晋惠帝以后，拥立其继位。登基后的司马炽颇留心政务，对司马越专权心存不满。据《晋书》卷六〇《缪播传》：“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为怀帝，以播为给事黄门侍郎。俄转侍中，徙中书令，任遇日隆，专管诏命。时越威权自己，帝力不能讨，心甚恶之。以播、胤等有公辅之量，又尽忠于国，故委以心膂。越惧为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宫，执播等于帝侧。帝叹曰：‘奸臣贼子无世无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哀哉！’起执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愤惋，咸曰：‘善人，国之纪也，而加虐焉，其能终乎！’及越薨，帝赠播卫尉，祠以少牢。”面对怀帝与司马越如此紧张的关系，周馥的计划当然招致司马越的愤怒。

[11]八王之乱以后的西晋政局中，东海王司马越是极为重要的人物，具体可参看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后收入其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2]《晋书》卷五二《华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50页。

[13]［日］川胜义雄：《从孙吴政权的崩溃到江南贵族制》，收入其著《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可稍引如下：“如前所述，西晋政府在灭吴之后施行的措置，首先是‘其牧守已下皆因吴所置’，所以旧吴国的地方以下各级官僚在吴亡之际的变动时期，是有一定的时间可以用来应付周遭变局的。即便不久，他们的身份跌落至‘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但在民间建筑起来的利权并不会全部丧失。大土地所有的动向，虽然在政权交替之际多少有些影响，但在其后较为宽和的西晋统治下，可以说是保持现状或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4]《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2554页。

[15]《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第1745页。

[16]参见［日］川胜义雄：《东晋贵族制的确立过程——与军事基础的问题相关联》，收入前引《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168页。

[17]［日］川胜义雄：《从孙吴政权的崩溃到江南贵族制》，第145页。

[18]《晋书》卷三七《五行志上》中的一段记载反映了这一状况：“及怀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丧败，元帝以藩臣树德东方，维持天下，柱掖之应也。至社稷无主，海内归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独立之应也。”

[19]有学者统计，司马懿及其兄弟共8人，第二代27人，第三、第四代各近70人，第五代30多人，西晋司马氏宗室总计200余人。但八王之乱中，有30多人被杀。永嘉之乱死于胡族之手的人数更多，如永嘉五年（311年）就有49人被石勒军队杀死。洛阳陷落以后也有部分宗王被杀。尽管东晋孙盛《晋阳秋》载“太安（302—303年）中，童谣曰：‘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永嘉大乱，王室沦覆，唯琅邪、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至是中宗登祚”，但实际上南渡的司马氏宗室前后共有12人。其中属于司马懿系统的，为琅邪王司马睿（司马懿曾孙）、梁王司马翘（司马懿重孙，其祖澹与司马睿父觐为兄弟）、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二人为司马懿孙，汝南王司马亮子）、汝南王司马佑（司马亮孙），共5人。至于渡江时间，司马睿为永嘉元年（307年），司马羕、司马宗为永嘉二年，司马佑、司马翘分别为永嘉五年和建武元年（317年）。参见鲁力：《东晋的‘五马’与谯王》，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4期，后收入前引《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很明显，武帝司马炎系统无一人渡江，当在两场变乱之中全部消亡。

[20]《晋书·元帝纪》载云：“（建武元年）六月丙寅，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䃅，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辰，辽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劭续，青州刺史、广饶侯曹嶷，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东夷校尉崔毖，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

[21]参见［日］越智重明：《东晋政权与东晋贵族制》，见其著《魏晋南朝的贵族制》，东京：研文出版，1982年版，第205页。

[22]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15，1934年，后收入其著《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于永嘉之后的流民状况，在谭先生这篇经典论文之后，学术界不断有相应成果问世，针对流民的人数也有不同估算。近年胡阿祥先生以此文为基础，又从迁徙原因、侨州郡县、历史人口学的计算方法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胡阿祥：《〈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申论》，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23]《晋书·元帝纪》此处记为“初镇江东”。从“中兴之业隆”之语来看，《晋书》所记更佳。

[24]《晋书·元帝纪》对司马睿力行节俭之政也有描述：“有司尝奏太极殿广室施绛帐，帝曰：‘汉文集上书皂囊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綀帷帐。将拜贵人，有司请市雀钗，帝以烦费不许。所幸郑夫人衣无文彩。从母弟王廙为母立屋过制，流涕止之。”

[25]《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第1745页。

[26]《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2556页。

[27]《晋书》卷七六《王廙传》，第2003页。(https://www.daowen.com)

[28]［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621页。

[29]《晋书》卷七二《郭璞传》，第1901页。

[30]《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2559页。

[31]关于东晋的宗王政治，请参看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第三章《宗王政治的没落》第三节《东晋宗王政治的没落》，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2]《晋书·宗室·谯王承传》对司马睿与司马承欲以宗室之力抗击王敦的前后经纬作了详细记载：“（承）寻加散骑常侍，辅国、左军如故。王敦有无君之心，表疏轻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顷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于此，将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难将作矣。’帝欲树藩屏，会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为湘州，帝谓承曰：‘湘州南楚险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会，是用武之国也。今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幸托末属，身当宿卫，未有驱驰之劳，频受过厚之遇，夙夜自厉，思报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视，敢有辞焉！然湘州蜀寇之余，人物凋尽，若上凭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请从戎役。若未及此，虽复灰身，亦无益也。’于是诏曰：‘夫王者体天理物，非群才不足济其务。外建贤哲，以树风声，内睦亲亲，以广藩屏。是以太公封齐，伯禽居鲁，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义也。我晋开基，列国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镇统东夏；汝南文成，总一淮许；扶风、梁王，迭据关右；爰暨东嬴，作司并州。今公族虽寡，不逮曩时，岂得替旧章乎！散骑常侍、左将军、谯王承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肃弥著。今以承监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司马睿的“内睦亲亲，以广藩屏”之语，明确显示出其继承西晋宗王出镇政策的意图。

[3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32页。

[3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45页。

[35]严格来说，后来的庾亮执政时期还有一次反复，也牵涉到皇权与门阀贵族以及地方社会的关系问题。关于此点，请参看本编第三章。

[36]参见［日］川胜义雄：《从孙吴政权的崩溃到江南贵族制》，第146页。

[37]《晋书》卷五八《周玘附子勰传》，第1574页。

[38]参见唐长孺：《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见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9]《晋书》卷七一《王鉴传》，建兴三年（315年），司马睿琅邪国侍郎王鉴针对当时东晋的社会状况作了一番描述：“所藉之资，江南之地，盖九州之隅角，垂尽之余人耳。而百越鸱视于五岭，蛮蜀狼顾于湘汉，江州萧条，白骨涂地，豫章一郡，十残其八。继以荒年，公私虚匮，仓库无旬月之储，三军有绝乏之色。赋敛搜夺，周而复始，卒散人流，相望于道。残弱之源日深，全胜之势未举。”在此状况下，很难对江南一般民众进行兵役或力役的征发，只好将矛头转向奴客。

[40]《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2558页。

[41]《晋书》卷六九《刁协传》，第1842页。

[42]据川胜义雄先生的分析，王敦原本得到南人甘卓、周访、陶侃的竭诚效力，但在平定长江中游地区之后，却开始排斥并打压后者，双方关系恶化。于是，开始寻求吴兴豪族群在军事力量上的支持。参见前引《东晋贵族制的确立过程——与军事基础的问题相关联》，第160—168页。江南豪族势力之间的倾轧和矛盾，是研究东晋政治史的重要视角。本章侧重分析江南豪族社会与东晋国家权力的关系，因此主要从整体上看其影响和力量。

[43]《晋书》卷五八《周玘附弟札传》，第1575页。

[44]川胜义雄先生和田余庆二先生都指出，王敦第二次起兵，主要败在北方流民集团之手。分见《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168—171页；《东晋门阀政治》，第51—55页。然而，据《晋书》卷七六《虞潭传》：“虞潭字思奥，会稽余姚人，吴骑都尉翻之孙也。……会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自假明威将军。乃进赴国难，至上虞。明帝手诏潭为冠军将军，领会稽内史。潭即受命，义众云集。时有野鹰飞集屋梁，众咸惧。潭曰：‘起大义，而刚鸷之鸟来集，破贼必矣。’遣长史孔坦领前锋过浙江，追蹑充。潭次于西陵，为坦后继。会充已擒，罢兵。征拜尚书，寻补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可见，以会稽大姓虞潭为代表的江南豪族及其所率“义众”在王敦第二次起兵之际，是站在朝廷一方，并发挥了作用的。川胜先生称其为“配角”，似可斟酌。见其《东晋贵族制的确立过程——与军事基础的问题相关联》，第170页注［4］。

[45]［日］川胜义雄：《从孙吴政权的崩溃到江南贵族制》，第152页。

[4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