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政治的精神与门阀

(二)“清静”政治的精神与门阀

由上所见,王导“清静”之政渊源于六朝贵族个人主体上的“清”的精神,而这一精神又与修习玄学等学问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个人的学问,以及基于这种学问的伦理、精神对六朝贵族在公、私两方面的实践起到了决定性影响。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风靡于整个六朝时代的学问或者精神,究竟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呢?在此,自然应将视线投向赋予六朝社会以鲜明时代特征的门阀之上。

六朝时期,高门大族往往以家庭教育的方式,培育家族成员的伦理和价值意识,以此来维系门第的长存。[42]大致而言,六朝门阀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政治上与王朝发生联系;[43]基于家传学问的人格、名望等文化传承。[44]两样条件极为重要,缺一不可。以下,仍以王导与王承为例稍加说明。

王导出身琅邪王氏,王承出身太原王氏,都是六朝最显赫的门第。两个家族从曹魏时期开始,就一直与王朝保持紧密联系,高官辈出。这当然是成为高门大族的条件,但是,与王朝有紧密关系的并不限于这两个家族。为什么他们能成为第一流高门呢?其中的原因,当然也可以从各个角度来思考。本节根据前面所述内容,主要从“清静”之政中反映出来的贵族精神,以及支撑这种精神的学问这两方面试作分析。

《梁书》卷四一《王规传》载王导之后王襃著“《幼训》,以诫诸子”,其中一段话十分有名,即:

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这段训诫概括了琅邪王氏的家风。儒、道、佛作为学问的核心,“江左以来”,即先祖王导等参与创建东晋王朝以来,修习这些学问一直是王氏家族的传统。那么,积极致力于修习这些学问的琅邪王氏,在王襃生活的南朝,是否依然继承了以这些学问为基础的“清”的精神呢?《南史》卷二二《王昙首附承传》载王襃从叔王承之例,云:

承,字安期,初为秘书郎,累迁中书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唯承独好儒业。……出为东阳太守。政存宽惠,吏人悦之。卒郡,谥曰章。性简贵,有风格。

“性简贵”,说明王承的个人生活有着贵族式“俭约”一面。为政“宽惠”,则明显是贯彻了“清”的精神。公、私两面,都与王导相仿。从东晋到南朝,琅邪王氏持“清”的精神而不坠,显然离不开王襃所强调的修习学问,这也就是传中所云“承独好儒业”。

可是,出身于琅邪王氏者是否全都贯彻着这种精神呢?答案是否定的。同卷载王承之父王暕:

门贵,与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颇称刻薄。

王暕与其父王俭、其子王承都曾任国子祭酒,号称“三世为国师,前代未之有”,其儒学素养不同一般。但是,在个人生活以及为政的姿态上,与先祖王导、其子王承相距甚远。看来,同为王氏出身,有的在公、私两面实践“清”的精神,有的却非如此。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清”这种伦理精神和意识并没有在琅邪王氏中消失,这一点毋宁说更为重要。

毛汉光先生曾对东晋南朝琅邪王氏成员的政治行为加以分类,将王承的“宽惠”归纳为沿袭前人政治手法的“因循型”一类。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南朝就任高官的琅邪王氏者中,约三分之二为王导的子孙,而且几乎全都属于这类“因循型”。[45]毛先生并没有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但是从王襃所著《幼训》及其内容来看,不难推测这是王导身上具有的“清”的精神为其子孙所继承的结果。也就是说,维护世代相传的学问以及通过学问培养出来的贵族精神,应是琅邪王氏始终维持一流门第的重要原因。[46](https://www.daowen.com)

接下来,我们看太原王承的情况。据《三国志·魏志》卷二七《王昶传》,王承祖父王昶在曹魏时也遗有一个有名的家训:

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

被赞誉为“人伦之表”的王承,一方面过着“清虚寡欲”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为政“宽恕”,充分显示出“清”之精神的侧面。透过王昶的家训,可以说这种“清”的精神与王氏强调修习儒、道之学的家训大有关联。[47]《晋书》卷七五《王承附子述传》载王述“清贞简贵”,在会稽内史上的治绩号称:

莅政清肃,终日无事。

王述从公、私两面体现了“清”的精神,显然是对王氏家风的继承。[48]

琅邪王氏与太原王氏的事例显示,在传承学问,培养贵族精神时,家族、门第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包括王承这一支在内的太原王氏仅显赫于东晋,到南朝便急速衰落。本章不准备对其中原因作详细分析,但从上述“清”的精神与门第传承的关系来看,似乎也有迹可循。《晋书》卷七五“赞曰”对太原王氏的衰退作了如下评论:

国宝庸暗,讬意骄奢。既丰其屋,终蔀其家。

王国宝是王承曾孙。东晋末,会稽王司马道子欲恢复皇权,推行了一系列无视江南社会秩序的政策。王国宝厕身其中,与道子相互依托,扇动内外,最后反成司马道子的替罪羊,遭到诛杀。太原王氏转衰,或与此有关。不过,我们还可按照上引史臣之语,看看王国宝的个人生活又如何。《晋书》卷七五《王坦之附子国宝传》云:

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妇父谢安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国宝贪纵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

在王国宝身上,已经完全丧失了王承、王述等王氏一族传下来的“清”的精神。不但“无士操”,德行有亏,还“贪纵聚敛”,为满足私欲,大肆收受财物。因此,除政治上的失败以外,像王国宝这样背离王氏家风以及“清”的贵族精神,也应是门第转衰的原因之一。[49]

如上所述,“清”这一贵族精神在公私两面得到实践,其背后有着构建这一精神的学问,尤其是儒学和玄学的影响。[50]琅邪王氏、太原王氏的事例说明,传承这种学问和精神的是门第。通过世代传承,学问和精神成为家风,门第也由此得到维系。然而,当家族成员不再继承这种学问和精神时,家风与门第的延续就会出现问题,甚者如太原王氏那样,因此而走向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