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舅民望”
颍川庾氏，在崇尚门第的魏晋时期，并不显赫，其发迹，主要还是在江左。[2]
细观庾氏在东晋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分水岭，在第二代皇帝明帝的太宁三年（325年）。是年，明帝危笃，临终遗诏庾亮、王导等七人同辅幼主（成帝）。由于庾亮妹为成帝太后之故，主要决策权又似握于庾亮之手，即《晋书·庾亮传》所谓“徙中书令。太后临朝，政事一决于亮”，庾氏一门由此臻至东晋门阀贵族社会的顶峰。咸康五年（339年），王导卒，庾亮弟庾冰由会稽内史入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掌中枢权柄；咸康六年，庾亮亡，另一弟庾翼以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代其镇武昌，掌控重镇荆州，兄弟两人分别入相出将，继续维持一门的繁荣。建元二年（344年）与永和元年（345年），庾冰（年49）、庾翼（年41）相继病亡，庾氏由此转衰。
庾氏兄弟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是庾亮（288—340年）。西晋永嘉初（307—312年），父庾琛过江为会稽太守，庾亮兄弟也随之移居江南。
魏晋时期，门阀盛行，贵族之间风流相尚，玄儒双修，仪容、清谈、学问成为士大夫立足门阀贵族社会，进而入朝仕宦的资本。庾亮走的正是这一条道路。《晋书·庾亮传》称其“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年少便声名远扬。永嘉五年（311年），琅邪王司马睿在扬州为镇东将军，闻其名，辟为西曹掾。或许为庾亮的学问及风流气质打动，不久司马睿又聘庾亮妹为皇太子（明帝）妃。大兴元年（318年），东晋建立，庾亮升任中书郎，并入东宫为太子师，与太子结成“布衣之好”。太宁元年（323年），明帝即位，用庾亮为中书监，以为股肱。
庾亮不以门第，而是以其才能学问及风流气质，得遇元、明二帝，并列入外戚之家，这些都是庾氏地位在东晋初期得以急剧上升的原因。但是，才能与气质也是为门阀贵族社会所承认的一项价值基准，因而庾亮及其一门凭据这些，亦逐渐成为贵族阶层的中心存在。“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颉、庾亮”[3]“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4]等等评语，就足证庾亮在当时享有的声誉。[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将军琅邪王敦对庾亮也极为赏识，《晋书·庾亮传》云：
时王敦在芜湖，（明）帝使亮诣敦筹事。敦与亮谈论，不觉改席而前，退而叹曰：“庾元规贤于裴頠远矣！”因表为中领军。
案裴頠（267—300年）为西晋武帝、惠帝时重臣，年少知名，“雅有远识”，在中朝历任太子中庶子、侍中、尚书左仆射等要职，御史中丞周弼赞其“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裴頠的从母夫即惠帝后贾南风父贾充，也称他“才德英茂，足以兴隆国嗣”。尤为重要者，裴頠虽为贾后亲戚，但“四海不谓以亲戚进”，并“惟恐其不居位”。[6]王敦拿裴頠与庾亮作比较，这本身就深藏某种含义。即在王敦看来，庾亮虽与裴頠一样，同为后族，但识见、才能远超裴頠，因而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时的名士陈郡谢鲲（谢安之叔）也言：“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鲲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7]谢鲲虽自谓性任自然，优于庾亮，但亦承认庾亮身具百官之长的才能与风范，这一评语可与上面王敦之叹互为印证。
咸和前的庾亮，还有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与贵族名士打成一片，关系极为融洽。《晋书》卷六七《温峤传》云，“王导、周顗、谢鲲、庾亮、桓彝等并与（温峤）亲善”；《晋书》卷四九《羊曼传》云，“曼任达颓纵，好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人物之中，除了王导、周顗、温峤等朝廷重臣以外，还有谢鲲、桓彝、羊曼等所谓“放达”之士。
众所周知，魏晋以降，随着老庄玄学的盛行，在社会思想领域出现了一股崇尚自由的思潮。继之而起的便是行为上的放荡不羁，有名的“竹林七贤”堪称典型。流风所至，东晋的贵族士人无论官爵高低，或多或少也都带有某些放纵的行径，如周顗、温峤等人身上俱见。但最为著名者，还是以谢鲲、桓彝、羊曼为代表的“江左八达”。针对这股风气，尚书令卞壸在咸和初年曾试图加以纠弹。据《晋书》卷七〇《卞壸传》：
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
对这些放达人物，我曾作过一些研究，即他们虽在个人的行为上，有着放达超迈、不拘小节的一面，但其志趣、学问毋宁说与王导、庾亮等执政大臣颇为相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其实都能留心政务，在各自的职任上政绩不俗，受到了民众的称誉。其中如桓彝、羊曼，在后来的苏峻之乱中，还身死殉国，壮烈感人。
因此说，庾亮与王导不从卞壸之议，固然由于他们自身与放达之士同处贵族士人的立场，交谊深厚之故。但同时也说明，庾亮与王导有着十分锐利的政治眼光，能用人所长。[8]《晋书·庾亮传》载庾亮政敌陶侃的一句话，“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这可说是对其为人、为政所作的恰当评价。
在决策中枢以前，有关庾亮的政治取向，我们还可以从王敦的两次叛乱过程中寻其特点。
东晋之建，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琅邪王敦、王导的竭诚效力，因而双方在立国之初，关系亲密，相互信任，“王与马，共天下”之语，便是明证。但不久，元帝永昌元年（322年）王、马之间却爆发了一场大争斗，这就是王敦之乱。有关这次叛乱的过程及实质，唐长孺先生作了如下深邃的分析：
……王敦之乱是长期以来王、马之争亦即帝室与南北士族之争的总爆发。……元帝力图维持帝室的权威，他企图“以法御下”，奉行元帝意旨的刘隗、刁协推行了一系列以“排抑豪强”“崇上抑下”为中心内容的所谓“刻碎之政”。元帝和刘、刁的政策正和王导“不以察察为明”“务在清静”的政策是相互对立的，……一到太兴四年，元帝建立两个军府，组织了庞大的亲帝室军队，政治上的暗斗发展为军事上的明争。组织军队，充实军府的具体措施和发奴、发客触犯了大姓豪强的利益，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为激化。下一年，王敦在南北士族豪门的支持下举兵进向建康，几乎“兵不血刃”，以江南大豪门周札献城迎降而结束了这场战争。[9]
元帝司马睿在王敦的威压之下，于此年忧愤而死。唐先生从政策的不同来论王、马相争的本质，并认为王敦的这次叛乱之所以能轻易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得到了南北贵族以及豪族的普遍支持。这一分析非常重要。我们看原来深得元帝信赖的庾亮，这次就是站在了反对元帝的立场之上。《晋书·庾亮传》：“时（元）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庾亮既为太子布衣之好，又身为外戚，但针对元帝所推行的“任刑法”“以法御下”“用申韩以救世”[10]等政策，毅然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之语相谏太子，明确表达了自己不同意元帝上述政策的态度。
太宁二年（324年），移镇姑熟（今安徽当涂）的王敦再次起兵。这一次，庾亮与大多朝臣一道，却选择了维护朝廷的立场。《资治通鉴》卷九三《晋纪》明帝太宁二年五月条载：(https://www.daowen.com)
初，（明）帝亲任中书令温峤，敦恶之，请峤为左司马。峤乃缪为勤敬，综其府事，时进密谋以附其欲。……（钱）凤谓敦曰：“峤于朝廷甚密，而与庾亮深交，未可信也。”……峤至建康，尽以敦逆谋告帝，请先为之备，又与庾亮共画讨敦之谋。敦闻之，大怒曰：……
观此文，王敦亲信钱凤以与庾亮有“深交”为由，劝说王敦不能信任温峤。由此可知，在王敦的这次叛乱中，颇以庾亮为忌。果不其然，温峤一旦脱离王敦处，便与庾亮共同筹划“讨敦之谋”。再看《晋书·庾亮传》，也称：
王敦既有异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忧惧，以疾去官。复代王导为中书监。及敦举兵，加亮左卫将军，与诸将距钱凤。及沈充之走吴兴也，又假亮节、都督东征诸军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县开国公，赐绢五千四百匹，固让不受。转护军将军。
王敦、钱凤密谋叛乱，对庾亮极为戒惧，其中原因，从庾亮与温峤谋划在前，乱起以后，又率兵拒钱凤、追沈充，奋力讨伐来看，或许是庾亮的反对态度最为坚决之故。
田余庆先生比较了王敦前后两次叛乱，指出：
王敦叛乱两次举兵，牵动的矛盾并不全同。王敦一叛，以“清君侧”即反对刘隗、刁协为名，得到士族的普遍支持，这说明士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是不容皇权侵犯的。王敦再叛，欲取代司马氏而独吞江左，以士族共同反对而告失败，这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历史的结论是，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11]
田先生的这番议论，点明了东晋时代的政治结构特点，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作用。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看庾亮在王、马出现争斗时，首先反对皇权的膨胀，继而抵制王敦势力的坐大，态度明确，决策果断。应该说，这种政治判断与他作为门阀贵族的代表，力在维护上述政治结构的平衡，稳定东晋政局的立场不无关联。
综合以上所述，庾氏一门在东晋取得显赫地位的原因，似乎可以举出如下特点：凭借自身的风流、学问迈入贵族名士阶层，并与帝室联姻，取得元、明两帝信任；与朝臣士人建立了广泛的交友关系，在贵族阶层中享有盛誉；作为政治决策者，在用人上有着深远的政治眼光，遭遇政情不安时，又能做出适当的政治判断。这样一位人物，受明帝遗诏，辅佐幼主，不能不说是众望所归，所以《宋书》卷三三《五行志》晋成帝咸和元年（326年）五月条云：
是时嗣主幼冲，母后称制，庾亮以元舅民望，决事禁中。
“母后称制”“元舅”云云，虽指的是其外戚立场，但庾亮同时还是“民望”，也就是为时人所期待，在人们心中享有声誉的人物。这，应是我们认知庾亮其人的一个关键。
庾氏一门，除庾亮以外，其弟庾冰、庾翼，无论为政的姿态抑或政治志向，都有与庾亮相通之处，这也是我们在考察庾亮及其家族时，不能忽视的地方。《晋书》卷七三《庾亮附弟冰传》云：
寻入为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是时王导新丧，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辞不入，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
庾冰在兄弟辈中，最为庾亮所赏识，赞其为“庾氏之宝”，寄予了无限厚望。看上文，庾冰确实不负乃兄期待，在王导死后，首先以“众望”而当重任，继而“不舍夙夜”地勤于政事，于朝野中博得“贤相”之誉。再看其个人生活，本传称：
冰天性清慎，常以俭约自居。中子袭尝贷官绢十匹，冰怒，捶之，市绢还官。临卒，谓长史江虨曰：“吾将逝矣，恨报国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敛以时服，无以官物也。”及卒，无绢为衾。又室无妾媵，家无私积，世以此称之。
这种俭约，当然来自他那“清慎”的性格，同时也是六朝贵族极为推崇的所谓“清”的生活伦理的反映。[12]更为重要的，是临终前“恨报国之志不展”一句，如果结合上面所见他的为政来看，应该说展示了庾冰积极从政的目的及追求。再看庾翼，《晋书》卷七三《庾亮附弟翼传》略云：
苏峻作逆，翼时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领数百人，备石头。亮败，与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转参军，累迁从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讽议。顷之，除振威将军、鄱阳太守。转建威将军、西阳太守。抚和百姓，甚得欢心。迁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加辅国将军、假节。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围，翼屡设奇兵，潜致粮杖。石城得全，翼之勋也。赐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迩属目，虑其不称。翼每竭志能，劳谦匪懈，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称其才干。由是自河以南皆怀归附，石季龙汝南太守戴开率数千人诣翼降。又遣使东至辽东，西到凉州，要结二方，欲同大举。慕容皝、张骏并报使请期。翼雅有大志，欲以灭胡平蜀为己任，言论慷慨，形于辞色。
庾翼历任，主要是在地方。我们通过“抚和百姓，甚得欢心”“公私充实，人情翕然，称其才干”这些评语，就可以感到他颇具行政才能。[13]尤其难能的，是庾翼身为帝舅，却能“每竭志能，劳谦匪懈”，显示了一种尽心于政务的高昂态度，而“欲以灭胡平蜀为己任”与庾冰的“报国之志”一样，反映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志向与气魄。
《晋书·庾亮传》末，史臣云“外戚之家，连辉椒掖，舅氏之族，同气兰闺，靡不凭借宠私，阶缘险谒”，全从外戚的角度为庾氏一门定性。但是，我们通过上文所述庾氏在东晋初年的兴起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庾亮及其兄弟并非“凭借宠私”，而是依仗自身的风流气质、文化学识以及政治才能立足于贵族社会的。而且，庾氏一门在政治上也投入了相当的热情，其追求之中含有志在为国的一面，从庾亮“民望”、庾冰“贤相”、庾翼为政而“人情翕然”一类的评语中，就可以感到当时民众对他们的推崇、景仰之心。以此来看，《晋书》的有关立场，并不妥当。[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