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名”“德政”“惠政”“威惠”
以上就“清静”政治的两个侧面亦即“和静致治”与“清洁绝伦”的特点作了分析。显而易见，它与“贪残”或“严猛”等紊乱地方社会秩序，引发民众不满和批判的政治行为大相径庭。可是，在探讨东晋的地方政治时，除了上述“清静”政治以外，还另有一些评语。现分类如下并试作分析：
（1）能名：据《晋书》卷三七《宗室·谯王承传》，司马懿弟司马进之孙司马承，太兴三年（320年）由元帝任命为湘州刺史、南中郎将，其治绩为：
时湘土荒残，公私困弊，承躬自俭约，乘苇茭车，而倾心绥抚，甚有能名。
《晋书》卷七五《荀松附子羡传》载荀羡：
清和有准，……除北中郎将、徐州刺史、监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假节。殷浩以羡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
葭森健介先生注意到汉代将酷吏的严酷评为“能”的倾向，认为两晋时期的“能名”也与法律或刑罚密切相关，实际上是汉代酷吏政治的延伸。不过，至少从东晋仅见的这二则例子来看，似乎还不能马上作这种论断。首先，这里的“能名”之语，与人物的性格和伦理意识有关。司马承的“俭约”与上面的“清洁”“清肃”一样，显然是一种自我约束之心的体现。而荀羡的“清和”，按照前引邓攸“清和平简，贞正寡欲”的评价来看，除了性格温厚、和气以外，也似乎有着节俭、寡欲的一面。以这样的性格和伦理意识治理管下百姓，从“倾心绥抚”中就可以看到，实际上体现出来的是谋求民众生活安定的姿态。而这种姿态如前所述，必然与治下民众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和”的一面。
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葭森先生认为相当于“威惠”政治的各类评语。
（2）德政、宽政：据《晋书》卷七九《谢尚传》及同卷《谢安附兄奕传》所载：
（谢尚）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将军如故。……为政清简，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为尚造乌布帐。尚坏之，以为军士襦袴。……俄而复转西中郎将、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有德政，既卒，为西藩所思。
再看《晋书》卷九三《外戚·王蕴传》：
王蕴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长史（王）濛之子也。……补吴兴太守，甚有德政。属郡荒人饥，辄开仓赡恤。主簿执谏，请先列表上待报，蕴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饥馑，若表上须报，何以救将死之命乎。专辄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义而败，无所恨也。”于是大振贷之，赖蕴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违科免蕴官，士庶诣阙讼之，诏特左降晋陵太守。复有惠化，百姓歌之。……蕴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会稽（内史），略少醒日，然犹以和简为百姓所悦。
《晋书》卷七七《何充传》：
（何充）除建威将军、会稽内史。在郡甚有德政，荐征士虞喜，拔郡人谢奉、魏顗等以为佐吏。
再如《晋书》卷七三《庾亮附弟怿传》：
庾怿……转辅国将军、梁州刺史、……（兄庾）亮上疏曰：“怿御众简而有惠，州户虽小，赖其宽政。”
葭森先生引王蕴之例，指出他在遇到饥馑时，并没有直接向朝廷报告而先行开仓救济饥民的“德政”，是以军事、行政才能为背景的汉代循吏式“威惠”政治，不同于以简洁为宗旨的六朝贵族式“清简”政治。这种论断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如前所见，同样遇到郡中大饥，未等命令便开仓救民的邓攸，被评为“刑政清明”而非“威惠”。其次，这些“德政”“宽政”的评语，基本上都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清简”“和简”“简而有惠”等为政者的伦理意识以及为政态度在发挥作用。这一点与我们上面分析的“清静”政治如出一辙。此外，行“和简”之政的王蕴是力主“和静”的王濛之子，而且与谢尚、何充、庾怿一样，为一流贵族出身。以上种种，似乎很难将“德政”划为汉代式“威惠”政治，而应将其视为六朝贵族特有的政治行为。
（3）惠政：首先来看《晋书》卷七四《桓彝传》：
遂补彝宣城内史。在郡有惠政，为百姓所怀。
再看《晋书》卷六七《温峤传》：
（温峤）咸和初，代应詹为江州刺史、……镇武昌，甚有惠政，甄异行能，亲祭徐孺子之墓。
桓彝属于“江左八达”中的人物，乃行为放荡之士，而且其出身也绝非一流门第。永嘉南渡后，逐渐与王导、周顗等侨姓贵族建立了交友关系，以此迈入东晋贵族社会的社交圈。[13]至于温峤，则是东晋侨姓贵族的一位代表人物，与王导、庾亮、周颉等人齐名，在东晋建国过程中功勋卓著。
众所周知，从汉代到六朝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次极为剧烈的社会变迁，其涉及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乎所有的层面。具体就地方政治而言，正如葭森先生所论，有一个贵族式“清简”代替循吏式“威惠”的过程。在这里，如果将这两个东晋贵族的典型人物视作继承了汉代循吏的政治特点，不免令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即这种政治行为是否具有超历史性呢？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具体反映“惠政”的两个例子略作分析。首先是《晋书》卷七〇《甘卓传》：
（甘卓）寻迁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卓外柔内刚，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恒责税，卓不收其利，皆给贫民，西土称为惠政。
另一条见《晋书》卷七七《褚翜传》：(https://www.daowen.com)
贼（苏峻）平，（褚翜）以功封长平县伯，迁丹杨尹。时京邑焚荡，人物凋残，翜收集散亡，甚有惠政。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甘卓虽为南人出身，但与桓彝、温峤、褚翜等北来名流一样得到“惠政”的评价。而且所推行的“简惠”政治，始终将安抚百姓放在第一位。就此而言，东晋时期的“惠政”已经与“清”“简”等六朝贵族式的伦理意识、为政手法融为一体，毋宁说是后者在政治上的一种具体表现。
（4）“威惠”：此类政治有如下几例：
周玘……三定江南，开复王略，（元）帝嘉其勋，以玘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封乌程县侯。吴兴寇乱之后，百姓饥馑，盗贼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爱之。期年之间，境内宁谧。（《晋书》卷五八《周处附子玘传》）
陈頵……太兴初，……后拜天门太守，殊俗安之。……（陶）侃以为能，表为梁州刺史。绥怀荒弊，甚有威惠。（《晋书》卷七一《陈頵传》）
滕含……讨苏峻有功，……授平南将军，广州刺史。在任积年，甚有威惠。（《晋书》卷五七《滕修附孙含传》）
温放之……以贫，求为交州，朝廷许之。……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晋书》卷六七《温峤附子放之传》）
张闿……字敬绪，丹杨人，吴辅国将军昭之曾孙也。……（元）帝践祚，出补晋陵内史，在郡甚有威惠。（《晋书》卷七六《张闿传》）
前面提到，葭森先生概括魏晋时期“威惠”政治的特点是汉代循吏与酷吏的结合，以武力严刑为手段，对外敌、异民族、叛乱者或豪强予以抗击，对民众的生活和生产积极干涉。东晋以降，随着贵族式“清简”政治的推行，这种政治手法逐渐退散到四周边境之地。
但是从东晋的这几个例子来看，像周玘、张闿，固然有其刚猛的一面，但很难将他们与酷吏色彩挂上钩。张闿如前所见，曾欺压过百姓，但不久便在贺循面前予以改正，后出任地方，却致力于施惠于民众。就实施的地域而言，除边境外，在吴兴、晋陵等东晋的中心要地也可以看到。
此外，《晋书》卷六一《华轶传》还载有一则西晋、东晋交替之际的事例：
永嘉中，（华轶）历振威将军、江州刺史。……轶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
从华轶与“州之豪士接以友道”来看，“威惠”政治也并非全都在打击豪族。下面一例，虽没有“威惠”二字，但也可以作为同一类型来理解，即《晋书》卷七五《王忱传》载荆州刺史王忱的治绩：
及镇荆州，威风肃然，殊得物和。
如果东晋“威惠”政治中的“威”果真是酷吏的一种表现形态，那么上述“物和”的情况也就不会出现了。因此仅从这条史料来看，“威”与“和”在东晋时期似乎也并无多少冲突。
以上我们探讨了东晋地方政治中“能名”“德政”“宽政”“惠政”“威惠”等评语的特点。历经战乱，东晋各地都陷入十分困难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上述人物出任地方，却发挥了一定的治理才能。尽管评语本身有着种种不同，但都受到了地方社会以及民众的肯定，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
那么，它们与上一节中见到的“清静”政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葭森先生将这些评语纳入“威惠”政治的范畴，认为它与“清静”政治的区别主要在于为政手法的不同。而且，还注意到“清”与“简”的评语是以六朝贵族的理想人格、理念作为背景的，它们与具有汉代循吏、酷吏式“威惠”政治形成对立。的确，我们从他所列举的魏、西晋时期“威惠”诸例中，发现许多是依靠严厉的行政措施来治理地方的。然而，进入东晋以后，从本节所举“威惠”政治的例子来看，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差异。这一点又应如何解释呢？
我们认为，尽管都是“威惠”，但评语所指内涵实际上却发生了变化，魏、西晋时期的举措，毋宁说与第一节中的“严猛”近似，而东晋时期虽然同样使用这类评语，但注重的是“惠”而非“威”。譬如周玘的“威惠”，其结果是“百姓敬爱之”，也就是给民众带来惠泽，才受到了爱戴。
另一方面，虽然某些具体的政治行为，如“收集流亡”以及开粮仓救助民众等等，看上去与崇尚无事的“清静”似有不同，但政治行为的目标在于地方的安定，民众的安心，这一点在上述评语中都是共通的。要之，“威惠”政治试图与地方社会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极力安抚民众，因而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从这一点看，东晋的“威惠”政治实际上与“清静”政治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二者甚至可以说是相通的。而且，从“能名”中的“俭约”“清和”，“德政”中的“和简”，“惠政”中的“简惠”，以及“威惠”中的“物和”等侧面来看，无论个人清心寡欲的性格还是为政“简”“和”的特点，实际上与包含“和静”“清洁”这两个侧面的“清静”政治并无不同，或者说十分接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葭森先生所列举的“威惠”政治主要见于魏、西晋，到了东晋以后，对这种政治的评价，毋宁说“严猛”更为接近。至于东晋时期的“威惠”政治，其实是与“清静”政治相近的形态，属于同一个范畴。“清静”政治之中，虽然又包含有不少评语，但共通之处是受到治下民众的欢迎和赏赞。也就是说，“清静”政治实际上也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并非讲求个人政绩，而是致力于编户的安定。否则，就不会受到民众的欢迎。要言之，让民众感到“欢悦”的“刑狱得中”“宽众息役”等政策，正是“清静”政治的最大特征。第二，以时间而论，这一政策贯穿于东晋前、中、后三期。第三，分布地域包括荆、江、扬、湘、豫、梁、广、交、徐、雍等州在内，涵盖了东晋全部地域。[14]第四，实施这些政策的人物除了北来侨姓贵族，如庾翼、桓温、谢尚、刘惔、王蕴、诸葛恢等人以外，还有孔严、甘卓、罗友、周玘、张闿、丁潭等江南豪族或寒门出身者。这就说明，与出身并无关系。多数为政者执行“清静”政治，实际上也反映了贵族式“清”“简”理念在东晋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
可是，推行大规模、一致的为政手法，其背后除了理念上、伦理精神上的共同点以外，似乎还有更深层次原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