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达之风的形成与演变
元康放达之风的背后与老庄的兴起密切相关，但是放达成为一种覆盖整个社会的风潮，显然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突兀形成。根据《抱朴子》的记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汉末逐渐衰退，其现象之一便是礼法的崩溃。其《疾谬》篇云：
汉之末世，则异于兹，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訚訚修业，攻过弼违，讲道精义。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擎、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呜呼惜乎！岂不哀哉！
同书《刺骄》篇也载：
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
这些可说是后世放达之风的先驱。将此与前引《刺骄》篇所描述的西晋末社会状况，即“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等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汉末以来形成的礼法崩溃之势一直延续到了西晋末。由此来看，固然可以针对“竹林”“元康”比较异同，但就其本质而言，二者都属于上述潮流之中的一环，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尽管如此，需要注意的是放达之风从形成之始，并非呈直线发展，其间还有曲折和反复。
西晋人傅玄对承继东汉的曹魏前期统治有一句评语，即“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21]研究者经常引用这两句，来说明当时的社会风气偏离了儒家的礼教思想。这当然是正确的，我们也可以认为曹操、曹丕的政治偏离了儒家政治的常道，这正是汉末以来“不尊儒术”之风潮的反映。但这个评价同时还反映了另外一个侧面，即社会风潮的形成与国家权力之间大有关联，或者说国家权力可以在某些时候影响社会风气。太和六年（232年），曹操、曹丕之后的魏明帝曹睿面对愈演愈烈的放达之风，利用所谓“浮华”事件采取断然压制的措施便是一例。据《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注引《世语》：
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
这批“浮华”之士的行为，在《三国志》卷一四《董昭传》所载董昭的上表中记载得很清楚：(https://www.daowen.com)
毁坏风俗，浸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
与后来的元康贵游子弟不一样，被罢黜的这15人都是有相当官资的人物，其中夏侯玄、何晏还与曹氏皇室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朋党交接，互相标榜，评判人物，甚至暗中操纵政府用人之柄。就其社会影响，个人资历来说，显然高于元康的“贵游子弟”很多。但在有意复兴儒学的明帝看来，[22]这样的人物及其行为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一纸诏书，免官废锢，立刻就将其压制下去。这就说明，此时的放达之风还不足以与国家权力相抗衡，其社会影响也是有限的。[23]
即便到了竹林名士活跃的魏晋之际，与后世的赞誉不同，当时人对他们的评价似乎也并不高。例如刘伶，其行为虽然放达，但却为人所讥，就是证明。此外，东晋戴逵的《竹林七贤论》也有两个例子：一是阮咸，在母丧期间，“借客驴箸重服”追鲜卑婢，结果“世议纷然。自魏末沈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还有一个是阮咸的侄子简，即“（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它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24]
阮咸和阮简，因在父母之丧中的行径而遭清议批判，结果沉沦闾巷，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得入仕为官。这与“悖吉凶之礼”[25]盛行的元康时期相比，无疑有着天壤之别。
连作为放达领袖的阮籍本人，对自己的放达行为也表现出了另外一种态度。《晋书》卷四九《阮籍附兄子咸传》称“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籍弗之许”。其子阮浑据说也是颇有父风，而且是少慕通达，不饰小节。可是阮籍对此却不以为然，淳淳告诫：“仲容（阮咸）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阮籍传》）阮籍不让家人作“达”，原因何在？对此我们暂且不讨论。但至少可以感到，在他所处的时代对放达行为不以为然的声音还是十分强大的。
然而，到了受“竹林”影响极大的元康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前面看到，放达行为侵染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之中，进而演化成为一种风潮。与阮家诸子相当的那些贵游子弟，更是极尽放纵之能事，为所欲为。产生于东汉末的放达之风至此达致高潮，蔚然成风。我们现在需要分析的是，为什么在元康时期，放达能成为一种社会风潮呢？[26]
对“竹林”到元康之间社会风潮的变化，戴逵有一个解释，他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27]礼教的严厉与舒缓之别，或许是元康时期放达行为不同于“竹林”的原因。但是阮咸、阮简因放达遭“世议”“清议”非难的例子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清议在放达之风形成中的作用。清议即乡论，亦即乡里社会舆论对人物的评价。那么，在放达风潮盛行的元康社会中，清议或乡论又体现了什么样的特点，它与放达之间有何关联呢？下一节，我们就来讨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