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之政风
在前节中，我们分析所谓“清静”之政包含“和静致治”与“清洁绝伦”两个侧面。那么，王濛所主张的“和静”具体又是指什么呢？为弄清此点，先列举几条与“和”有关的史料。
诸葛恢……承制调为会稽太守。……太兴初，以政绩第一，诏曰：“……会稽内史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为诸郡首，宜进其位班，以劝风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
庾翼……转建威将军，西阳太守。抚和百姓，甚得欢心。（《晋书》卷七三《庾亮附弟翼传》）
桓温……以永和元年自徐州迁荆州刺史，在州宽和，百姓安之。（《世说新语·政事》注引《桓温别传》）
诸葛恢、庾翼和桓温都是东晋具有代表性的侨姓贵族，他们出任地方，不约而同获得了“和”的评价。《晋书》卷七八《孔愉附从子严传》：
孔严……太和中，拜吴兴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于宰牧，甚得人和。余杭妇人经年荒，卖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远行未反，遇荒岁，不能两全，弃其子而活弟子。严并褒荐之。
南人孔严，在吴兴太守之任上，与上述侨姓贵族一样，也得到“和”字的评语。据传中所载，孔严的“和”反映在对舍己为人的善举予以嘉尚，行教化之政，教导人们应从善如流，具德义之心等方面。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发现，这些地方官长面对治下民众，在政策上是相当宽松的，因而深得人心和物情。说到底，也就是积极致力于民众生活的安定。因为“和”的前提是民众与民众、官长与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宽容和帮助，也就是关爱。当手握公权力的官长在为政中，明确倡导这一点时，必然产生一股向心作用，使人们彼此关爱，达成“和”的世界。也因为如此，所以才有“甚得欢心”“甚得人和”“百姓安之”的评语，政府与民众之间相互信赖的关系也由此得以确立。
如果说上对下的关爱是“和”政形成的前提，那么下面所举数例也似可划入“和”的范畴之内。
应詹……时王敦新平，（江州）人情未安，詹抚而怀之，莫不得其欢心，百姓赖之。（《晋书》卷七〇《应詹传》）
桓伊……在（豫）州十年，绥抚荒杂，甚得物情。桓冲卒，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假节。伊到镇，以边境无虞，宜以宽恤为务，乃上疏以江州虚耗，加连岁不登，今余户有五万六千，宜并合小县，除诸郡逋米，移州还镇豫章。诏令移州寻阳，其余皆听之。伊随宜拯抚，百姓赖焉。（《晋书》卷八一《桓宣附族子伊传》）
杨佺期……入府（雍州）。……抚将士，恤百姓，缮修城池，简练甲卒，甚得人情。（《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
邓攸……元帝以攸为太子中庶子。时吴郡阙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唯饮吴水而已。时郡中大饥，攸表振贷，未报，乃辄开仓救之。台遣散骑常侍桓彝、虞
慰劳饥人，观听善不，乃劾攸以擅出谷。俄而有诏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欢悦，为中兴良守。（《晋书》卷九〇《良吏·邓攸传》）
桓宣……（陶）侃使宣镇之（襄阳），以其淮南部曲立义成郡。宣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仪，或载鉏耒于轺轩，或亲芸获于陇亩。十余年间，石季龙再遣骑攻之，宣能得众心，每以寡弱距守，论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宣久在襄阳，绥抚侨旧，甚有称绩。（《晋书》卷八一《桓宣传》）
这些例子中，虽然没有使用“和”字，但通过“抚”“恤”的表述，可以看到应詹、桓伊、杨佺期、桓宣等人对民众生活的关心，而像邓攸，更是在饥馑之际，不待上报便积极救助民众。事实上，正是这种基于爱民的态度和为政，才博得了民众的信赖，“欢心”“欢悦”“百姓赖之”“得人情”“得众心”等等就是明证，这与上面的“和”政别无二致，完全相通。
下面我们再来看王濛所谓“和静”政治中的“静”，具体内涵又如何？试看以下几例：
郗愔……转为临海太守。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晋书》卷六七《郗鉴附子惜传》）
谢鲲……（王敦）出鲲为豫章太守，……军还，使之郡，莅政清肃，百姓爱之。（《晋书》卷四九《谢鲲传》）
王述……出补临海太守，迁建威将军、会稽内史。莅政清肃，终日无事。（《晋书》卷七五《王承附子述传》）
这里虽然没有看到“静”或“和静”等评语，却颇有“静”的氛围。所谓“静”，仅从字面便可大致推测，即是为政不生事，不扰民。作为一郡之守的这些人物，在职却是优游简默，终日无事，其静可知。站在今人的立场来看，这种政治行为或许要受到批判，因为整天无所事事，看不到积极处理政务的迹象。但是我们从王濛公然提倡“静”来看，必须承认它在当时具有某种现实意义。
《晋书》卷四六《刘颂传》载，刘颂曾向晋武帝司马炎提交了一封上奏文，其中对“静”字所含政治意义，作了如下剖析：(https://www.daowen.com)
政务多端，世事之未尽理者，难偏以疏举，振领总纲，要在三条。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无为。……无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损之利。如斯而已，则天下静矣。
刘颂所称的“无为”并非指什么也不做，而是指不兴无端之事，只求民众生活的安定。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停止或减轻役税的征收，这就是“静”。所以，郗愔或王述那种看上去无所事事的政治，如果从不扰民，不给民众生活造成压力亦即“息役”的角度来看，毋宁说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行为。自然，这种态度受到了民众的欢迎。
除了减轻赋役以外，为政不扰民还有体现。《晋书》卷七五《刘惔传》载云：
累迁丹杨尹。为政清整，门无杂宾。时百姓颇有讼官长者，诸郡往往有相举正，惔叹曰：“夫居下讪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岂不以其敦本正源，镇静流末乎。君虽不君，下安可以失礼。若此风不革，百姓将往而不反。”遂寝而不问。……病笃，百姓欲为之祈祷。
《册府元龟》将这条材料与上面王述的事例，一起收入《牧守部·静理推诚》篇（卷六八〇）。表面看，刘惔对百姓控告官长颇不以为然，但是他的行动却是否决了各郡对百姓的举正，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就是只有“司契”，才是善政之本。所谓司契，即只要掌握大致的法规即可，对民众生活不必过多过繁地干涉，用魏晋人的话说，便是“上垂拱而司契，下缘督而自劝”。[11]在上者垂拱而治，在下者保持自然结成的生活秩序，这就是理想的为政形态。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作为的政治，实际上却是在给治下民众施以恩惠，这便是“静”的体现。
《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晋阳秋》介绍襄阳人罗友的治绩，云：
后以为襄阳太守，累迁广、益二州刺史。在藩举其宏纲，不存小察，甚为吏民所安悦。
罗友历任各地，“举宏纲，不存小察”，其实与刘惔的“司契”有着共通之处。也就是仅仅掌握大政方针，不用一些琐碎而细密的法律条例拘束民众。换言之，对民众的自律性生活不是横加干涉而是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因而让吏民感受到了“安悦”。
综上所述，“和静”政治就是在民众遇到生活困难时，积极进行救助；当民众生活安定以后，尽量维护其固有的生活秩序，反对自上而下式的干扰和监督。减轻赋税或者“不存小察”等等，是这类政治的表现形式。通过为政者的这些努力，上下关系达成一种平稳安定亦即“静”的状态，得到了地方民众的普遍认同。
与官民关系中的“和静”密切相关的，是王述的“清洁绝伦”。其具体表现如《晋书·王述传》所云“禄赐皆散之亲故，宅宇旧物不革于昔”，也就是俸禄的散施和节俭，它反映的是为政者抑制自身私欲的一种伦理精神。再看以下几例：
丁潭……太兴三年，迁王导骠骑司马，转中书郎，出为广武将军、东阳太守，以清洁见称。（《晋书》卷七八《丁潭传》）
桓嗣……诏以嗣督荆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军事、建威将军、江州刺史。莅事简约，修所住斋，应作版檐，嗣令以茅代之，版付船官。（《晋书》卷七四《桓彝附孙嗣传》）
殷仲堪……及在（荆）州，纲目不举，而好行小惠，夷夏颇安附之。……仲堪自在荆州，连年水旱，百姓饥馑，仲堪食常五椀，盘无余肴，饭粒落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也。每语子弟云：“人物见我受任方州，谓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其存之！”（《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
这些记载反映了地方首脑的个人生活，例如厉行俭约、崇尚朴素等等。概而言之，就是极力戒惧奢华、浪费和贪欲，充分显示了个人伦理中自我克制的一面。
在东晋地方政治中，将“和静致治”与“清洁绝伦”这两点完美结合的例子，见《晋书》卷九〇《良吏·邓攸传》。其略云：
（邓攸）清和平简，贞正寡欲。……时吴郡阙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唯饮吴水而已。……后称疾去职。（吴）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百姓数千人留牵攸船，不得进，攸乃小停，夜中发去。
首先看邓攸的性格“清和平简，贞正寡欲”，这就可以想象是一位少欲知足的人物。后为吴郡太守时，邓攸更是将这一性格发挥到了极致，“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唯饮吴水而已”。如果认为这是一种姿态或作秀，也不尽其然。例如上面所见，遇到全郡出现饥荒时，不等上报，便自行开粮仓救济百姓，这在当时是一项十分严重的违纪事件。但在邓攸心目中，恐怕看得最重的还是地方的民众，如何加以救济，如何安抚，如何不增加大家的负担等。正是在其治理之下，吴郡号称“刑政清明，百姓欢悦”（《邓攸传》），官民之间的关系可谓融洽。后来离开吴郡，不但不受一钱，还趁夜离去。不扰民的思绪，历历可见。
有种观点认为，六朝时期对门阀贵族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是“清”这一伦理精神或理念。[12]本章所关注的正是与这种精神、理念紧密联系的政治实践状况。
如殷仲堪的例子所示，为政者“贫者士之常”的心态与“夷夏颇安附之”的政治效果之间，显然是互为关联，互为因果的。可以认为，“清静”政治实际上有一个模式，即地方政治的责任者在公、私两方面，通过抑制私欲，不侵夺民众，不增加民众负担，积极救济民众于危难之中等一系列行为，得到民众的支持和信任，最终达成“和静致治”的目的。邓攸从“清和平简，贞正寡欲”的性格，到“刑政清明，百姓欢悦”的为政，便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