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户问题
将上面三类地方政治的形态作一区别，可知“贪残”与“严猛”政治破坏了地方秩序，给民众造成了不安，这与“清静”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可是，这三类政治都与民众有着极深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民众即是国家编户，他们通过承担赋役，支撑着王朝的统治。不用说，王朝能否有效掌握土地与编户，是整个六朝时期国家统治的最根本问题。《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载有王羲之的一句话：“都邑既实，是政之本。”这就点明了国政运营与编户数量的密切关系。[15]那么，针对编户大力推行的“清静”政治，自然与现实状况有着极大关联。
整个东晋时期，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编户数量始终不见增加。西晋末，华北地区连续遭遇变乱，而江南地方并没有大规模战争，而且北方流民还掀起了两次移民浪潮。[16]通过几次土断与户籍整理，东晋人口理应有所增加，然而结果并非如此。[17]至于其理由，唐长孺、何兹全两位先生有着几乎相同的见解。这就是，东晋编户数量没有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的逃亡。而导致民众逃亡的的社会原因，也举出了两点：其一是绵绵不断的役、调征收，给民众造成巨大压力，迫使他们无奈逃亡；其二是地方豪族的存在，也就是大量逃亡民众实际上都依附于豪族。[18]
面对东晋社会的这一基本矛盾，手控朝政的门阀贵族们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呢？首先，来看役与调的问题。
役与调是民众逃亡，编户减少的直接原因，这一点当时人已经指出。[19]因此，采取的对策便是如何在维持编户数量的同时，又不致给民众造成压力。《晋书》卷八二《虞预传》载云：
太守庾琛命为主簿，预上记陈时政所失，曰：“军寇以来，赋役繁数，兼值年荒，百姓失业，是轻徭薄敛，宽刑省役之时也。……”咸和初，夏旱，诏众官各陈致雨之意。预议曰：“……臣闻间者以来，刑狱转繁，多力者则广牵连逮，以稽年月；无援者则严其槚楚，期于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伤和气。臣愚以为轻刑耐罪，宜速决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请。宽徭息役，务遵节俭，砥砺朝臣，使各知禁。”
面对“赋役繁数”“百姓失业”的现实状况，虞预的对策是“轻徭薄敛”“宽刑省役”“宽徭息役”。这与以“刑狱得中”“宽众息役”为特点的“清静”政治特征完全一致。
《晋书》卷八五《刘毅传》载东晋末安帝义熙八年（412年），江州都督刘毅描述江州民众困于役调而逃亡的状况是：
自州郡边江，百姓辽落，……且属县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调送迎不得止息，……
一方是“百姓辽落”“属县凋散”，另一方却是“役调送迎不得止息”。对此刘毅提出了如下解决办法：
愚谓宜解军府，移镇豫章，处十郡之中，厉简惠之政，比及数年，可有生气。
“解军府”，可谓釜底抽薪，是从根本上抑制役调不止的办法。同时还需要行“简惠之政”，也就是“清静”政治。此外，当殷浩北伐失败后，王羲之给他去信，作了如下一番倾诉。《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载：
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王羲之指出，一旦进行战争，便须大规模征发赋役，这势必给民众增加巨大的困难。因此，要想“固大业”，就必须要“布平政”“除烦苛”“省赋役”。显然，这也是与“清静”政治的精神相一致的。(https://www.daowen.com)
大致而言，上述诸人谋求的地方政治是“宽刑省役”“省赋役”等“简惠”之政，亦即实行“清静”政治。从第二节所举“清静”政治的例子来看，被评为“简惠”的甘卓撤掉了市以及鱼池的税，以此获得“惠政”之誉。再如“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的桓宣、“刑政清明，百姓欢悦”的邓攸、“郡荒人饥，辄开仓赡恤”的王蕴等，其政治行为十分具体，体现在轻减税役、缓和刑罚以及积极救助百姓等方面。
实施这种“清静”政治，一方面可以减轻基层社会的负担，一方面也能够使人民自由地从事生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类政治行为不但可以解决编户逃亡，税役征收等现实问题，还一定程度加强了官民之间的信赖关系。我们来看下面刘超与褚翜的例子。《晋书》卷七〇《刘超传》云：
中兴建，……（刘超）寻出补句容令，推诚于物，为百姓所怀。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结评百姓家赀。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入，有逾常年。
刘超征收赋税超过往年，关键在于他以诚意相待治下，由此获得了民众的信赖以及支持。所谓“推诚于物”，显然含有一种关心民生的态度在内。《晋书》卷七七《褚翜传》载云：
贼（苏峻）平，以功封长平县伯，迁丹杨尹。时京邑焚荡，人物凋残，翜收集散亡，甚有惠政。
面对遭遇苏峻之乱，四处散亡的民众，褚翜想办法使他们回归故里。可以想象，民众由此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生活，而且在复归以后，也使王朝编户数有了一定的增加，这应该是其被评为“惠政”的原因所在。
由上可见，解决编户与租税问题，关键在于为政者的态度。以诚对待民众，努力维护民众的生活，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大家的信赖，税役征收的问题也就自然能够得到圆满解决。在第二节中征引的一些例子，如庾翼“抚和百姓，甚得欢心”，应詹“抚而怀之，莫不得其欢心，百姓赖之”，正是这样一种官民相互信赖的体现。再如杨佺期，“抚将士，恤百姓……甚得人情”，谢鲲“莅政清肃，百姓爱之”，桓彝“在郡有惠政，为百姓所怀”，周玘“甚有威惠，百姓敬爱之”等等，这些例子中的评语以及具体的施政行为不尽相同，但呈现出了一定的倾向，即通过致力于安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后者的爱戴。而作为王朝行为的税役征收，正是在这种政治施行的基础之上展开的。
以上，就编户问题作了初步探讨。面对役调的征发，东晋的地方责任者们执行以“宽刑省役”为首的“清静”政策，其原因似可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是缓和人民无制限的逃亡，使起伏不定的编户数量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在我们看来，东晋编户没有急剧增加，但也没有急剧减少，原因即在此。只有在维持一定数量的编户之后，才能有效地施行课税或征役，从而保障王朝的存续。
另一个原因，应该是“清”这样一种贵族式伦理精神或政治理念发挥了巨大作用。当为政者从主体上显示出对民众的关心，并致力于民生的安定时，其自身具备的伦理精神或者价值意识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因为只有在这种精神或伦理的引导下，才有可能面向治下和民众制定出适宜的政策，从而使官民之间产生相互信赖的关系。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先生，对门阀贵族的伦理精神与其政治决策之间的关系作过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六朝时期盛行的“清”“简”理念已经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从公、私两方面对门阀贵族的行为起到了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应该说，这样一种从内面对门阀贵族个体的思想结构所作的分析，具有很强的启发性。[20]从本章所举例子来看，门阀贵族的主观思想以及伦理精神，同他们的个人生活、施政行为之间的确有着某种内在联系。例如，刘惔的性格是“简贵”，而其政治也是“清整”，两者一致。
总之，“清静”政治一方面是贵族精神和贵族伦理的派生物，同时也是门阀贵族作为政治家，针对政治社会格局所作的一种政治判断，二者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