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末的皇权复兴与江南地方社会
关于东晋后期的政治，以往较为关注帝室司马道子、元显父子的乱政，门阀贵族王恭、桓玄的反击，寒门孙恩的起兵以及北府武将刘裕的登场等等。怎样理解这样一种充满混乱的政局及其本质呢？我们先来看看当时人的见解，其中京兆韦华对后秦姚兴所说的一番话，值得注意。《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云：
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姚）兴。兴引见东堂，谓华曰：“晋自南迁，承平已久，今政化风俗何如？”华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刑网峻急，风俗奢宕。自桓温、谢安以后，未见宽猛之中。”
韦华首先指出桓温、谢安的政治属于“宽猛之中”一类，而且认为在他们之后，出现了滥用刑法、权力私人化等等变化。这句话反过来理解，也就是没有执行桓温、谢安的政治，正是东晋后期出现混乱局面的原因所在。那么，东晋后期江南社会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呢？《晋书》卷六九《刘隗附孙波传》载太元十四年（389年）刘波的上疏文，其中有如下描述：
今政烦役殷，所在凋弊，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已来，十分去三。
所谓“咸安”，是简文帝司马昱在位时期的年号，为371—372年之间，此时也正是桓温执掌政权的时候。然而，在太元十四年，也就是谢安去世4年后，忍受不了赋课重压的江南民众，四处逃散，由此导致国家编户减去了近三成，事态异常严峻。
将刘波的这番议论与前面韦华的话结合起来，就可以发现，桓温、谢安所执行的王导以来重视江南社会的贵族政治是否得到坚持，实际上是理解东晋后期政局变化的关键。桓温、谢安的贵族政治特色以及社会状况，已见前述。那么，在他们之后掌握政权的帝室与门阀贵族所实施的政治特征究竟如何呢？
谢安之后，执掌政权的是孝武帝的同母弟司马道子。[5]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后，道子及其子元显尽握权力。但是，其政治特点却是滥用刑法，极尽个人奢侈享乐之能事，为此不惜对江南社会民众进行盘剥，给人民生活增加了极大负担。[6]此外还重用“小竖”，也就是大量拔擢寒人出身者。[7]据《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传》，面对这种政治，江南豪族出身的吴兴闻人奭作了严厉批判，指出当时的社会状况是：
谷贱人饥，流殣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
到孙恩、卢循起兵时，江南社会的这种悲惨状况更是达到顶峰。还是看《晋书·简文三子传》，略云：
（扬州刺史司马）元显性苛刻，生杀自己，……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孙恩乘衅作乱，……
显然，孙恩、卢循起兵与司马元显滥用刑法，强行征发乐属以充兵役有关，而这当然是一种扰乱江南地方社会秩序的政治行为。[8]
川胜先生指出，东晋末随着自耕农民的成长与豪族力量的增强，江南社会产生了针对东晋统治的不满以及抵抗意识，孙恩、卢循的起兵就是其反映，而直接导致这场起兵的直接原因，就是司马元显征发奴客的命令。葭森先生也认为，司马道子父子的失政是引发东晋末江南社会的混乱与不满的主要原因。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司马道子父子所实施的政治及其实质，还需要进一步辨析。(https://www.daowen.com)
例如，针对司马道子父子所掌控的“建康政权”，川胜先生较抽象地称之为“东晋的统治体制”，而葭森先生也认为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所谓“权门并兼”之风是“一部分北人贵族”所为。在我们看来，这些似乎并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道子父子的政治，归根结底在于扩大皇权。据《晋书·简文三子传》：
于时王恭威振内外，道子甚惧，复引谯王尚之以为腹心。尚之说道子曰：“藩伯强盛，宰相权轻，宜密树置，以自藩卫。”道子深以为然。[9]
由此可知，司马道子与谯王司马尚之站在帝室的立场之上，对门阀贵族加以警戒并图谋削其势力。《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弘之传》也载，曾因批判谢氏、桓氏以及琅邪王氏而被转为余杭县令的范弘之，后来在给司马道子的上书之中，对道子的政治及其目的作了一番概括：
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复不于今大明国典，作制百代，不审复欲待谁？
这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司马道子的目的就是通过压制门阀贵族来重振皇权。[10]
东晋一朝，恢复皇权的努力始终存在，其强化的倾向有着表里两种特征。表面上的举措是，明确祭出重视刑法的旗帜，对江南豪族的奴客进行强制性征发，由此打击门阀贵族、江南豪族的势力，这以元帝司马睿的政治为代表。[11]至于比较隐蔽的行动，则是简文帝司马昱的政治，即对寒门加以任用。[12]由此来看，任用寒人、重视刑法、征发奴兵等等，司马道子父子的政治，与元帝、简文帝的皇权强化政策如出一辙。
我们曾经反复提及，王导、桓温、谢安的政治虽然不尽相同，但主要特点在于尊重豪族与自耕农民结成的江南社会秩序，尽力维持其现状。与此相比较，元帝恢复皇权，或是简文帝为牵制桓温而发动的北伐，是依靠征发豪族的依附民或江南自耕农而进行的。由于这种政策无视江南社会的秩序，导致民众的生活发生混乱，因而引发江南社会的不满以及反击，使他们的政策最终归于失败。
就结果而言，司马道子父子似乎并没有充分吸取这些教训。前面所见闻人奭的上奏，已经表明了江南豪族的态度。孙恩举兵之际，江南豪族对此积极响应，也就明确显示了他们对道子的皇权强化政治是非常不满的。值得玩味的是，曾与谢安交谊不错的吴兴大豪族沈警及其子穆夫都与孙恩关系密切，前者因事道，后者则直接参加了起兵。[13]谢安十分尊敬沈警，其背后或许有着通过笼络沈氏一族，得到吴兴乃至整个江南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这一意图在内。但是，谢安去世以后，沈警父子所显示出来的与孙恩的关系，不能不说是江南豪族对东晋王朝尤其是司马道子父子恢复皇权的政治所发出的抵制信号。[14]
综上所述，东晋末年的皇权扩张政策，包括任用寒门、滥用刑法、征发依附民等等，实质上走的仍是元帝以来皇权强化政治的老路，而这与王导、桓温、谢安等重视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社会的贵族政治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导致江南社会的不满或许是司马氏帝室走向失败的原因，但其根源却是偏离了贵族政治之故。[15]
对于东晋前期以来一直掌握政权的门阀贵族来说，面对上述帝室的动向，当然显示出了警戒之心。那么，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而且，为什么其结果却经历了与东晋皇权一样失败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