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政治与东晋皇权
前面三节探讨了“清静”政治的实际状况，以及这种政治与贵族精神、门阀形成的关联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清静”政治，就其内容形态而言，并非六朝所独有。众所周知，西汉初期已经出现此类政治。以下简单介绍西汉的“清静”之政，并将其与六朝作一比较。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载：
（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序》云：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网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
以上两例，堪称西汉“清静”之政的典型。就其内涵而言，所谓“无为”和“宽厚”，即不主张执行严厉的法令，凡事讲求“简易”等，与六朝的“清静”政治极为相似。
然而，汉初出现这种政治理念，有何背景呢？从这两条史料可知，是对秦朝严酷政治的修正，要平息人民的不满，需励行“清静”之政，与之“休息”。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意识深深渗透在了萧何、曹参等为政者的脑海之中。上田早苗先生研究西汉的“清静”政治，指出其执行者都是一些身具重厚与自尊之心，将自由放任的黄老之术与任侠精神结合在一起的“长者”。武帝时，这种政治逐渐为儒术所压制，开始没落。至于没落的原因，黄老思想与任侠精神在武帝以前，有拥护封建诸侯既得权益的一面，故不为试图扩张皇权的武帝所容，最后遭致肃清。[51]
阎步克先生也对汉初黄老政治及其执行者作了详细探讨，并引清朝魏源《论老子》中“老子主柔宾刚，……阴之道虽柔，而其机则杀。故学之而善者则清静慈祥，不善者则深刻坚忍，而兵谋权术宗之”之语，指出“汉初黄老者所推崇的理想治国者，既不同于‘法治’之能吏，也不同于‘礼治’之君子，而是所谓‘长者’。它说明其时黄老学主要是以‘清静慈祥’的方面影响于政治实践的”。[52]
由此可见，汉初与六朝的“清静”政治的相似处，除了方式方法以外，“长者”与门阀贵族作为执行者，具有将“清静慈祥”或“清”作为伦理精神，并在公私两面予以贯彻和实践的倾向。[53]
但是，六朝贵族与汉代“长者”之间也存在明显不同。
首先，在六朝贵族中，“清”的精神所依据的，是儒、佛、道等学问，并且通过家族门第世代相传。与此相比较，“长者”虽然修习黄老思想，但是家族在其背后进行传承的作用并不显著。[54]其次，皇帝干涉问题。“长者”及其思想、政治在武帝的皇帝权力面前，脆弱异常。[55]六朝时期，尽管也存在皇权干涉的问题，但“清静”政治基本上与时代相始终。对此，可试作考察。
贵族制与皇权的关系，是六朝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日本学者都筑晶子先生曾经指出，以往的研究一般都预先设定国家（皇帝）权力的存在，然后以此为前提展开论述。但是六朝贵族制的原基在于基层社会的文化整合，而国家整合离不开贵族阶层，所以必须从社会之中对国家权力的结构和特点进行内在分析。[56]根据这一见解，本节仍以王导之政为例，看一看“清静”政治与东晋皇权的关系。
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经略荆州、江州等长江中游要害之地的大将军王敦起兵，兵锋直指下游的都城建康。四月，王敦军迫近石头城，并最终攻陷建康。面对这一非常事态，元帝司马睿于此年底忧郁而死。对这场王、马之争，本编第一章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引发这场政争的关键在建兴元年（313年）。
是年五月，司马睿由西晋政府任命为左丞相，逐渐开始疏远王导，同时调整策略，与王导的“清静”之政针锋相对，提倡“法术”。318年，在天下的推戴下即位，皇帝权威高涨，已不能容忍内有王导、外有王敦的“共天下”格局。于是重用刘隗、刁协等心腹大臣，试图“以法御下”，抑制门阀贵族的势力。同时新设两个军府，防御王敦。为弥补军力的不足，强行征发江南豪族拥有的奴、僮客。司马睿的一系列谋算，目的非常明确，即设军府以抗王敦，再借发奴、客，以限制江南豪族的势力，可以说一箭双雕。但是，结果却促使王敦等侨姓贵族与江南豪族的携手。(https://www.daowen.com)
唐长孺先生指出，王敦之乱表面上是司马氏帝室与以琅邪王氏为代表的侨姓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实质是代表贵族的王导“清静”政治与企图强化皇权的元帝“法术”政治之间的对立。[57]如前所述，王导的“清静”之政，根本在“宽恕”和“简易”，这与司马睿的政策的确是大相径庭。但司马睿缘何失败，实施“清静”政治的门阀贵族又为何能够获胜呢？本编第一章认为，江南豪族的势力在贵族与君主发生对峙时，具有决定性影响。
王导的“清静”之政与江南豪族的关系，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从恢复周札名誉的事例中，可见其“宽恕”之心。这与重视“法术”，强发奴、僮客的司马睿相比，明显不同。后者在317年七月，特意下诏，表明自己的对豪族态度。《晋书》卷六《元帝纪》载云：
二千石令长当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
大意是要求地方官明确法律，以此来抑制豪族之力，同时积极指导民众的生活，相互监督，不可因私废公。这虽非苛政，但与“清静”政治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如前所述，“清静”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为政“简易”“宽容”，默认豪族的势力，进而维护以其为中心的江南社会现状。
就结果而言，“清静”政治受到大部分江南豪族和民众的支持，而司马睿的政策不用说豪族，就连江南一般自耕农也都抱有极大的不满。《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所云“百姓哀愤，怨声盈路”，就是很好的证明。
在此背景下，江南豪族与王导之间自然又多了一层接近。据《晋书》卷七八《孔愉传》：
（元）帝为晋王，使长兼中书郎。于时刁协、刘隗用事，王导颇见疏远。愉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谓事无大小皆宜谘访。由是不合旨，出为司徒左长史。
司马睿在疏远王导，而江南大豪族孔氏却明确表明支持王导。皇权与门阀贵族出现对立，王导与江南豪族之间却呈现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一点耐人寻味。[58]再看《世说新语·规箴》所载：
王丞相（导）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问，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
东晋建国之后，王导一直任录尚书事，另外还代王敦兼任扬州刺史。在这段史料中，江南豪族的代表人物顾和大谈了一番不宜行“察察之政”的言论，王导对此十分赞赏。另一方面，也可以将顾和的这番话理解为是谏言，即不应破坏江南社会固有的统治体制，应尽量维护其现状。这层含义似更明显。
扬州是江南豪族集中居住之地，顾和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表达了维持现状的意愿。这实际上也代表了江南豪族社会的舆论。豪族在江南社会拥有绝对的势力，面对流寓此地的北人执政者，他们必然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意向，同时也寄予某种期待。[59]一般而言，六朝贵族的形成应从东汉末的清议运动中求其渊源。而清议运动的一大特征，正是得到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60]从这一意义来说，六朝贵族所拥有的特征，例如门阀、家风、学问、伦理精神、价值意识等等几乎都有来自社会的影响和规范，反映出了社会结构的实际状况。[61]因此，王导施行“清静”政治的背景，除源于家风、家学的贵族精神以外，还有来自江南社会的舆论和期待。
在本编第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元帝司马睿为东晋建国付出了极大辛劳。尽管他与王导等门阀贵族之间，围绕权力的掌控存在着对立，但如果从为王朝建设尽心竭力这一层而言，二者并无区别。然而，司马睿重视刑法、破坏江南社会秩序的政策，一再招致朝野内外尤其是江南社会的抵抗。相反，王导的“清静”之政却得到大部分侨姓贵族乃至江南豪族的支持。这就说明，与司马睿的皇权强化政策相比，王导“清静”政治的意义在于受到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并深深扎根于其中。由此可见，东晋门阀贵族之所以能够取得优越地位，而元帝或司马氏终究无法强化皇权，关键应从是否得到江南豪族以及江南社会的支持上寻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