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达之风与元康时期的社会
“放达”二字，乃是当时的词语。《世说新语·任诞》：“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刘伶是“竹林七贤”中人，这里“脱衣裸形”“纵酒”就是一种放达行为。竹林人士中，有着类似行为的还有阮籍和阮咸，他们都直接影响了元康放达之风。《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载云：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同书《品藻》注引邓粲《晋纪》也称：
（谢）鲲与王澄之徒，慕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
从谢鲲生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此类行为应在其十几岁以后来推断，这群人物的活动时期，当在惠帝元康年间（291—299年）或稍后。[12]
上述记载将放达行为描述得十分具体。所谓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散首披发等等，也就是不拘细行，超越常轨，忽视社会一般观念，任性而为。这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放纵、放荡等贬义词并无区别。
元康的放达之风，由上述史料来看，首先是受到“竹林”等人相当大的影响。[13]其次，参预其中的人物，如谢鲲、王澄、阮修[14]、阮瞻、胡毋辅之等乃是所谓“贵游子弟”。“贵游子弟”，顾名思义，即是那些官僚贵族子弟。古今中外，达官贵人子弟仰仗权势，做出种种荒唐放纵行径，本来并非稀奇的事。但元康放达风潮另有一个特点，即当政人物加入其中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晋书》卷四三《王衍传》载：
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
同卷《王澄传》云：
及（成都王）颖败，东海王越请为司空长史。……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皆为（王）衍所亲善，号为四友，而亦与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辅之等亦豫焉。酣宴纵诞，穷欢极娱。
王衍历任尚书令、司空、司徒，居宰辅之重，但是却和放达之士亲密交往。虽然是否预以“酣酒纵诞”的放荡行为之中并不清楚，但以他“朝野翕然”的名声和显职，在元康放达风气的形成中无疑作用甚巨。当时人裴頠对此就有过批判。《晋书》卷三五《裴秀附子頠传》载云：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时俗放荡”正好说明了放达乃是当时的社会风潮。但王衍“位高权重”，在选举之际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裴頠认为这才是“风教陵迟”的原因。(https://www.daowen.com)
从上述可知，放达风潮在西晋中后期已经渗透到了整个贵族官僚阶层及其后继者之中。但既然说“时俗放荡”，就有必要观察社会上其他类型的人物，看是否也存在放达的一面。《世说新语·简傲》：
陆士衡（机）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宝）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陆机、陆云兄弟入洛阳，在武帝太康之末的290年左右，时距元康不远。刘宝是专治丧服礼的儒学者，然而这样一位本应恪守儒家礼教的人物，虽居丧中却言行轻浮，让陆氏兄弟大失所望。由此可以想象到当时放达时俗之一斑。[15]
刘宝毕竟还属于官僚士人，那么在一般的民间社会又如何呢？同样一位当时人葛洪（283—343年）在《抱朴子》一书中对此有所描述。其《刺骄》篇云：
世人闻戴叔鸾（良）、阮嗣宗（籍）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昔辛有见被发而祭者，知戎之将炽。余观怀、愍之世，俗尚傲亵，夷虏自遇，其后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
葛洪所见的怀、愍之世，在元康之后，不过二者在社会风气上应大致相似。此处所云种种左衽行状，与元康贵游子弟并无二致。葛洪说是“世人”，可见放达之风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社会之中。对此，我们还可以举出两个例子加以佐证，即前引《王澄传》提到的光逸，以及后来与大部分元康“贵游子弟”一道流寓江南的王尼。《晋书》卷四九《光逸传》云：
光逸字孟祖，乐安人也。初为博昌小吏，……后为门亭长，迎新令至京师。胡毋辅之……望见逸，谓（荀）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车，与谈良久，果俊器。……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同卷《王尼传》：
王尼字孝孙，城阳人也，或云河内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阳，卓荦不羁，初为护军府军士，胡毋辅之与琅邪王澄……迭属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摅请解之。……护军大惊，即与尼长假，因免为兵。
光逸、王尼一为小吏，一为兵，在当时的身份制度上，与贵族士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特别是王尼，出身兵户，较之一般庶民，还要低贱。这样的人物，也因其“卓荦不羁”的放达资质，超越了身份之别，受到胡毋辅之、王澄的赏识，与之亲密交往。
再看以上所述人物，王衍、王澄、王敦、阮瞻、阮修属于琅邪王氏、陈留阮氏，都是所谓名门大族；谢鲲、胡毋辅之、庾敳等应为一般士族；光逸、王尼则属于寒门、兵户。[16]这就说明了元康社会不论门第贵贱、职位高低抑或阶层上下，都在放达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这与葛洪所说的“世人”是相吻合的，裴頠所忧虑的“时俗放荡”也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