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达之风与老庄之学
两晋之际的放达现象，显示的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非礼的行为。不过就个体而言，任何时代都可以看到，并无特别之处。然而，放在门第、阶层区分严格的当时，能够贯穿于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并成为一种风潮，这就不能用一般现象来加以说明了。元康社会为何形成这股风气？这里首先需要分析放达的实质。
在前引《裴頠传》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裴頠说“时俗放荡”的原因在于“不尊儒术”“不尊礼法”，其结果便导致了“风教陵迟”。“不尊儒术”“不遵礼法”，可谓一语道中放达的特质。像刘宝那样的学者，说他不尊儒术恐怕言过其实，但在服丧之中仍一味“嗜酒”，这只能说明儒家礼教在日常伦理上已经没有多大束缚力。儒学者尚且如此，其他人物也就可想而知。下面我们就从“贵游子弟”身上加以确认。《晋书》卷四九《胡毋辅之附子谦之传》：
谦之字子光。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谈者以为狂。辅之正酣饮，谦之窥而厉声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
《晋书》卷四三《王澄传》云：
惠帝末，……澄（为荆州刺史）将之镇，送者倾朝。澄见树上鹊巢，便脱衣上树，探鷇而弄之，神气萧然，傍若无人。
《晋书》卷四九《谢鲲传》云：
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
这三人都是放达风气的代表者。从上述行为来看，传统儒家所规定的父子、上下、男女之别都在发生动摇。在他们的脑海中，尊儒术、遵礼法的意识恐怕是相当稀薄的。对这种与传统礼教相抵触的行为，《晋书》卷三五《裴秀附子頠传》载裴頠《崇有论》有一个概括：
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https://www.daowen.com)
后面将要提及，始于东汉末年的儒家衰退，某种意义上使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享受到一种自由的空气，而放达正是传统束缚松开以后出现的现象。可是儒家的衰退，同时也意味着士大夫失去了立身处世的根据，于是一种新的理论为其所用并成为必要，这即是老庄玄学兴起的原因所在。[17]放达，正是这一思潮变化的派生物。葛洪说“诬引老、庄，贵于率任”，[18]就是说放达之人在以老庄思想作为其“率任”的根据。实际上，老庄与放达是一件事的两面，这在西晋以后经常被人指出。《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宣传》载：
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
《晋书》卷七〇《应詹传》也云：
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
如果把应詹的话概括一下，可以为这样一个图式：贱经=以儒术清俭为鄙俗；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放荡行为在这个图式里，变成了“高”“夷达”。既然老庄与放达有如此关系，那么放达之士除了行为放荡以外，是否精通老庄，并且善于清谈呢？[19]
前面已见王衍是“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至于贵游子弟，如胡毋辅之，《晋书》卷四九《胡毋辅之传》称：“（王）澄尝与人书曰：‘彦国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诚为后进领袖也。’”这是对其清谈能力绝佳的一种赞扬。此外再如阮修“好易老，善清言”；阮放“（中兴）侍太子，常说老庄”；谢鲲“好老易”。（以上均见《晋书》卷四九各人本传）
由此来看，元康放达之人一方面精于老庄玄学，善清谈，另一方面行止放荡。单纯就后者而言，当然可以对其进行批判，但是从以上分析来看，又可以视作是对传统礼教的一种反动。因为在他们的行为中，很少看到儒家所规定的上下、高低、贵贱、男女之防在发生约束作用。《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说：“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干宝站在儒家的立场对放达之风予以抨击。从他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东汉以来儒学礼教的衰退和老庄的兴起，正是放达之风产生的背景所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