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东晋政权与西晋相比，最大特色是国家基石建立在与华北风土截然不同的江南地方社会之上。在江南，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孙吴以来不断成长的地方豪族。

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在他的六朝贵族制度研究中，就汉魏西晋的华北社会与东晋的江南社会作过比较和分析，其要大致如下：

东汉末，在华北中原的地方社会，一部分豪族（士人）与自耕农民携手，兴起“乡论”（乡里舆论）的热潮。原本带有乡村统治性质的豪族阶层在此影响之下，改变其“领主化”倾向，转而与农民形成以共生、共存为宗旨的共同体关系。这种“乡论主义意识形态”，反映了华北社会的先进性。江南地方社会从孙吴政权以来，总体上要落后于华北。其中原因，在于豪族的大土地所有及其乡村支配色彩依然强势，与自耕农之间也未形成稳定的关系。东晋建立后，豪族开始调整与自耕农民的关系，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扩大自身力量，而自耕农也逐步走向自立和成熟。在此背景下，江南地区的生产力飞速发展，江南豪族与农民在面对王朝的歧视性政策时，产生了团结一致，进行抵抗的意识。[1]

需要指出的是，川胜先生在这项研究中，并没有将江南社会的发展与东晋的所谓门阀贵族政治联系起来。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着重探讨了王导的政治及其特色，认为植根于华北社会的门阀贵族流寓江南后，之所以能重建晋室，实际上与王导推行的尊重江南社会既成体制的“清静”之政有极大关联。

东晋王朝因根基薄弱，力量有限，在国政运营之际，有时不免加重江南民众的赋役，或者搜检“奴”“客”“藏户”等豪族的私附民。江南社会的不满和抵抗，正是由此而发。但是，作为主要执政者的侨姓贵族并没有忽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建国的最大功臣王导推行“清静”之政：以“简易”“宽恕”“宽刑”为理念，努力维护帝室、门阀贵族、寒门武将、北方流民等各种势力之间的平衡；面对豪族与自耕农结成的江南社会及其秩序，默认其拥有一定的独立性或采取不干涉态度，由此获得了江南地方社会的全面支持和协助。(https://www.daowen.com)

问题在于，既然说东晋是贵族政治较为盛行的时期，那么“清静”之政必然会对东晋中期以降的政局以及执政者的政策取向产生影响，与江南地方社会也应密切相关。因此本章的意图，即在探究东晋中期的贵族政治与江南社会之间的关系。

东晋中期的政局，大致可作如下概括：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建国以来执掌朝廷大权的王导、庾亮、郗鉴相继死去，庾亮弟庾冰以及被视为王导后继者的何充暂掌中央权柄。穆帝永和元年（345年），谯郡桓温出刺重镇荆州，在东晋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之后，以其为中心的桓氏一族将近60年占据着荆州，其权势甚至超过了建康政府。在桓氏地位上升的同时，陈郡谢氏的势力急剧上升。谢尚于永和二年（346年）出镇豫州，从弟谢奕、谢万承其后，陆续担任此职至359年。[2]这14年，是谢氏一族的政治基础得以建立的时期。其后，谢氏一门中最重要的人物谢安于穆帝升平四年（360年）为桓温征西大将军府司马，废帝太和三年（368年）任吏部尚书，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升至录尚书事，到太元十年（385年）死时为止，掌政权中枢大任。

由上述可知，王导以后的东晋中期政局基本上围绕桓氏、谢氏这两大家族展开。其代表人物桓温、谢安的政策及其施政特点与王导的“清静”之政有何异同？这是本章探讨东晋中期政治与社会关系之际的基本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