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1年，陈寅恪先生谈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1]

站在现今的眼光来看，民国时期的历史学界可以说是群星荟萃，人才辈出。如果阅读王家范先生的近著《史家与史学》，[2]就会感到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及其成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譬如清华四大导师的学术声誉及其业绩，至今仍无人能望其项背。但是陈先生却说当时在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研究却已达到“非复国人所能追步”的地步，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无独有偶，50余年后的1982年，《文史知识》（第7期）上刊登了周一良先生的《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一文。周先生在文中特别强调指出：“如果有志进一步从事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就必须广泛阅读掌握原始材料，同时还应参考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著作。”(https://www.daowen.com)

陈、周两位先生是上个世纪享誉世界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巨匠，但是都显示了推许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之意。或许正因为这份推许，现在稍微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人，无论海内外，恐怕心中都存有一个要参考日本学者论著的念头。

那么，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到底有何特点？其学问意识和学术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对中国学者而言，不弄清这些，恐怕很难谈得上真正意义的交流、吸收和借鉴。本章首先对上述问题略作概述，然后以此为基础，介绍两卷新近出版的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探讨一下中日学术交流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