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5—477页。学术界对唐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有多种评述和介绍。在此基础上，冻国栋先生又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对唐先生在20世纪背景下的学术贡献及治学特点作了概括性总结。认为“仅就魏晋隋唐史研究而言，举凡此期之社会经济、政治、兵制、民族、宗教和学术文化等论题，皆有精深研究，历所发凡，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发展，并在研究中提出新的课题，给后学以重要启迪”。此段论述，至为公允。冻国栋：《唐长孺先生与中国中古史研究——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2]国内外关于六朝贵族的研究综述，成果可谓丰富，这里举出两篇代表性论文。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载《中国史学》（东京）第11卷《魏晋隋唐专号》，2001年。此文开首对六朝贵族研究做了如下定位：“门阀士族的形成、发展及其衰落是中国中古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汉唐之间，士族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统治力量，对于六朝士族的认识和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理解和把握，长期以来，士族问题的研究一直是魏晋南北朝领域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显学’。”另一篇为日本学者川合安先生的《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载《史朋》（札幌）40号，2007年，后收入其著《南朝贵族制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版，杨洪俊译文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的六朝贵族制研究，保持着内藤湖南六朝隋唐中世说以来的传统。”也就是说，日本的六朝贵族研究与时代区分理论密切相关，是认识六朝隋唐时代性质的核心因素。此外，日本学者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对六朝贵族研究作了大量学术回顾，其代表性论文，可参见此文注［2］。

[3]［日］渡边义浩：《“所有”与“文化”——对于中国贵族制度研究的一个观点》，载《中国——社会与文化》（东京）18号，2003年，后收入其著《三国政权的构造与“名士”》，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版，田中靖彦译、王启发校，收入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6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9、71页。另外，陈先生针对六朝贵族的有关论点，可以参看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后收入其著《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林济：《陈寅恪论士族文化世家及其意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5]［日］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收入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24页。

[6]［日］谷川道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历史性质及其律令体制的形成》，载《社会经济史学》（东京）31—1—5，1966年，后收入其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版，第156页，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3页。

[7]［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版，后收入《宫崎市定全集》6，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版，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9页。

[8]中国史学界的“魏晋封建说”，最先由何兹全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提出。建国后，尚钺、王仲荦、唐长孺等先生均支持此说，其中尤以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最为系统、全面。史学界对此有不少学术回顾，这里仅举两篇。何德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述评》，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后收入其著《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曹文柱、李传军：《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尤其是第二节《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经济的讨论》。

[9]［日］内藤湖南：《中国中古的文化》，收入前引《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上，第311页。

[10]［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329页。

[11]［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另外，关于川胜的六朝史研究及特点，可参看以下几篇评论。［日］谷川道雄：《贵族制与封建制——川胜义雄氏遗业寄语》，收入其著《中国中世的探求》，东京：日本エディタ—スク—ル出版部，1987年版；周一良：《评介三部魏晋南北朝史著作》，收入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徐冲：《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评介》，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后收入其著《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12]谷川的这一观点，主要见其两部著作：《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国中世的探求》，另还可参看聂长顺整理：《谷川道雄、冯天瑜：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

[13]此文见日本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会与文化》，神奈川：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版。

[1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9页。对此，谷川先生后来颇有感铭。详见谷川道雄著、徐谷芃译：《受教四十年》，载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4年版。

[1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16]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2页。

[17]阎步克：《川本芳昭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载《读书》2012年第4期。

[18]［日］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收入前引《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上，第323页。

[19]关于内藤唐宋变革论的评述，以日本学者的论文居多，这里举出三篇译成汉语的论文。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葭森健介著、马彪译：《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唐宋变革”的世界史意义——内藤湖南的中国史构想》，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6年版。中国学者的论述中，近年张广达先生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一文最为周详，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后收入其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另外，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后收入其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等，也从不同角度作了评介，希请参看。

[20]对此问题最简洁的学术回顾，可以参看［日］谷川道雄著、胡宝华译：《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载《文史哲》1993年第3期，特别是其中《战后的新形势与论争》一节。

[21]［日］谷川道雄：《六朝名望家社会的理念构造》，见前引《中国中世的探求》；同《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载《龙谷大学论集》第436号，1989年，邱添生译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等。另，有关谷川的中国史研究，可参看本书附编第一章《论谷川道雄的中国史研究》。此外，也请参看王大建：《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载《文史哲》2003年第1期；胡宝华：《针对内藤史学的继承和发展的初步考察——以谷川道雄为中心》，载《研究论集》第11集，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14年3月，等。关于“豪族共同体论”，相关评述可参看侯旭东：《评谷川道雄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后收入其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李文澜：《共同体理论：解释中国“人”的历史——试论谷川道雄先生的历史观》，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4年版，后收入其著《文澜存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日］佐竹靖彦：《中国古代的共同体与共同体论——以谷川道雄的研究为线索》，收入其著《佐竹靖彦史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22]前引《六朝贵族制社会的历史性质及其律令体制的形成》，第140页。译文稍有改动。

[23]［日］谷川道雄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版，1998年增补版，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2011年版。另，关于“国家共同体”的观点，可参看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国家论序说》，见《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6年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4]唐长孺：《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见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1页。

[2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自序》，第1页。(https://www.daowen.com)

[2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59—360页。

[27]门阀贵族与民族关系的问题，可以说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对此，谷川道雄先生曾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之一是非汉民族的兴起，另一个则为贵族政治的盛行。”那么，究竟应怎样思考二者的关系呢？谷川通过研究都督诸军事制度，发现最能代表六朝时期特色，与六朝贵族制度紧密相连的皇帝—都督—府僚这一统治系统从中国内地扩大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东亚地区，由此认为，中国的贵族政治也延伸到了东亚世界。贯穿在上述统治系统中的原理，是建立在中央的统制与地方的自立这种对峙力量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上的。其中的自立性原理，到公元7世纪，进一步高涨，最终导致新罗和倭统一了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另一方面，统制和自立的相互关系还被贯彻于唐帝国对其周围民族所实施的羁縻州制度上。随着这一自立性倾向的继续发展，到公元10世纪，在中国的四周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上又诞生了新的国家群，东亚世界由此进入第二阶段。［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六朝贵族政治与东亚世界的形成——从都督诸军事制度来考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2年12月。另外也可参看谷川的另一篇论文：《东亚世界形成期的历史结构》，见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隋唐帝国与东亚世界》，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版。谷川从十分广阔的视野论述六朝的门阀制度与民族问题，不过这种思路依然有着内藤湖南的影响。也就是从中国文化对四周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反动这一观点展开分析。
近年，继续从贵族制与民族问题的角度思考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川本芳昭先生的一系列成果值得注意。他指出，当时许多与中国结成册封关系（朝贡关系）的周边国家，其首领不但接受类似汉代所授予的王号等爵位，而且还接受官职，成为中国王朝的臣下，这类现象十分普遍。例如，倭国王就在接受王号的同时，还接受将军号和都督号。这就反映出当时中国王朝的威慑力有所下降，而且也可以说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中国王朝才试图将周边国家拉入到自己的体制之内。而这与来自北方的民族运动息息相关。从胡族等北方民族的立场来看，中国王朝的势力衰落，意味着各个民族开始迈出自立的步伐。东汉末年以来已经出现的匈奴、鲜卑等五胡的移动和入侵，紧接着是五胡十六国局势的形成、北朝的出现等一系列变化给南朝造成极大的压力和恐慌。为了与之展开对抗或者加以封锁，南朝以册封关系的形式与自己的周边国家结好，以此形成对北方的国家包围圈。［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东京：讲谈社，2005年版，第336—337页，余晓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在继承内藤、谷川主张中国元素对周边国家、民族的影响和作用的同时，川本对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自立性元素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另，除了上述著作以外，川本还有另外三部著作，也可一并参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版；《中国史中的诸民族》，东京；山川出版社，世界史リブレット61，2004年版；《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版。

[28]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收入其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

[29]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第50—51页。

[30]［日］川胜义雄：《从孙吴政权的崩溃到江南贵族制》《东晋贵族制的确立过程——与军事基础的问题相关联》，二篇均收入前引《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31]针对川胜的研究，周一良先生在前引《评介三部魏晋南北朝史著作》一文中指出，这样一种乡论主义体制究竟是如何移植到了江南社会，其具体过程如何？并不明确。这无疑也是留给后来者的一项重要课题。

[32]例如日本学者中村圭尔先生就指出，南迁导致大部分门阀贵族丧失了与自己本乡所建立的各种关系，虽然其中的一部分在江南获得了土地，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本乡，但绝大部分还是与本乡或土地所有处于绝缘的状态之中，成为纯粹的官人。［日］中村圭尔：《南朝国家论》，见《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版，第205页，后收入其著《六朝政治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版。

[33]这种观点主要见于日本学者矢野主税先生的“寄生官僚论”。该观点认为，六朝贵族并没有如西欧贵族那样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基础，当时的很多史料描写历代官僚之家呈现出“贫”的境况，这就说明门阀贵族主要依靠来自皇帝的俸禄，因而具有皇帝“寄生官僚”的特征。［日］矢野主税：《门阀贵族的系谱试论》，载《古代学》（京都）第7卷第1号，1958年，后收入其著《门阀社会成立史》，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版。关于“寄生官僚论”的具体观点以及对其进行批驳的主张，可参见［日］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论》，见谷川道雄编著：《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版，后收入前引《六朝政治社会史研究》，夏日新译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34]东晋南朝时期南人与北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也十分丰富，限于篇幅，这里举出两篇论文。［日］守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载《东亚论丛》（东京）第6辑，1948年，后收入其著《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版，钱杭、杨晓芬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胡宝国：《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载《北大史学》第1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5]阎步克先生对南朝的门阀贵族及其体制有一个表述：在“主威独运”，帝国回归正常状态的背景下，“皇权抬头，随即宗室、寒人和武将地位上升，士族的权势空间被相应压缩了。不过士族的雄厚文化、优厚特权和崇高门第毕竟历时已久，他们在社会上依然盘根错节，仍是皇权之下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149、151页。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南朝时期的门阀贵族在“主威独运”的帝国“常态”之下，依旧获得如此地位呢？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36]日本学者越智重明先生通过研究西晋的州大中正之制，认为魏晋南朝时期的皇帝权力和地方社会的乡论已经成为一体。具体来说，皇权承认贵族士人以礼（儒家的家族道德，尤其是孝的行为）为核心的乡论及其体现出来的某种自律性，同时通过州大中正的建立，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体制之内。这种具有一体感的政治社会体制正是魏晋南朝贵族制的特征所在。［日］越智重明：《魏晋南朝的人与社会》，东京：研文出版，1985年版。越智先生所论门阀贵族在乡论之中的作用，以及乡论所具有的自律性特点，值得重视。但是对于皇权吸纳乡论，使二者成为一体的观点，值得商榷。通过本书的论述，至少可以认为东晋的国家体制是由门阀贵族主导，在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之下，得以建立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