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国家权力与江南社会
皇权败于门阀贵族，反过来门阀贵族亦败于皇权。皇权与门阀贵族在相互的争斗之中，逐渐形成一种权威与权力有分有离的分权体制。对此，内藤湖南、田余庆两位先生以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得出皇权与门阀贵族必须共议、共治的结论。
遵循这一思路，我们有必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探寻东晋国家权力呈现分权态势的原因为何。如果先说结论，那就是促成上述分权体制形成的根源并非全在国家权力本身，江南的地方社会或者说江南豪族的力量实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无论东晋皇权，还是门阀贵族，其权威、权力的根基均与江南豪族社会关系甚巨。
据《晋书·王敦传》，永昌元年（322年）三月，在武昌举兵的王敦进至芜湖时，再次上疏罪状刘隗。对此，司马睿大怒，下诏曰：
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亲率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
司马睿显示出的这份自信与成算，应该说并非失去理性的狂言乱语，而是有其凭据的。
当初除了实施法术主义与宗王出镇的政策之外，司马睿加强皇权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积极组建一支由自己掌握的军队。《晋书·王敦传》载：
（元）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
据《晋书·元帝纪》，这当是太兴四年（321年）七月间的事。首先是派司马承出镇湘州，接着就是这次组建镇北、征西两个军府，目的都是为防御王敦。
但是，结果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司马睿苦心筹建的军队，在王敦面前异常脆弱，一战而败。这就说明，司马睿的皇权强化政策有其致命缺陷。换言之，作为开国天子，受到天下百姓的奉戴，拥有充分的权威，但在以其为中心的皇权结构之中，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或者说弱点，最终导致其权威与实际的统治力之间出现失衡。
刘隗、戴若思得到司马睿的信赖，积极组建军队。但是，其构成主要为“扬州奴”，此点值得注意。所谓“奴”，当然是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的江南豪族所拥有的私附。豪族在其大土地经营中，经常以奴作为家兵、部曲，在乡里社会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致力于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由此可见，司马睿征发奴兵，触及到了豪族的根本利益，在皇权与江南地方社会之间酿成冲突与对立。
前面提到，司马睿刚到江南时，积极笼络豪族，默认他们在地方的统治地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换来豪族们的支持。王朝的创建，也得以顺利进行。但司马睿经略江南的最大弱点，始终在于直接掌握的兵力极其微弱，所以不得不全面依仗豪族之力。
江南豪族一直就拥有强大的私兵。西晋末，江南地区连续爆发张昌、石冰之乱（303—304年）、陈敏之乱（305—307年）。然而，对之加以平定的并非西晋军队，却是当地豪族组成的联军。很明显，如果没有豪族在军事上的支持，司马睿几乎不可能在江南站稳脚跟。再如，渡江之后的310年二月，面对吴兴豪族钱璯发动的叛乱；311年正月、六月，分别面对坐镇寿春的周馥以及公然不遵己令的江州刺史华轶，司马睿方面都展开征讨作战，但其军力几乎全由周玘、甘卓、纪瞻等南人豪族所率。[36]
《晋书·元帝纪》云：
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
所谓“江东归心”，既是对顾荣、贺循等人及其背后的地方乡里社会，极尽礼遇和笼络的结果，当然也是双方实力存在差距的反映。
南北势力交错，冲突在所难免。例如，面对北人“多居显位，驾御吴人”的状况，江南豪族据称“颇怨”。314年，义兴周勰曾以讨王导、刁协为名起兵。尽管最后失败，但司马睿的举措却耐人寻味，他“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37]面对“奕世豪望”的周氏，除了如此善后，恐怕再无其他办法。
然而，司马睿的最大优势是具有承继司马氏帝统的资望及名分。尤其是在北方局势日趋恶化的时候，这一点成为受天下万民推戴的决定性因素。伴随着权威急剧上升，司马睿与江南豪族的关系是否依然如故呢？据《晋书·元帝纪》，318年七月亦即登基四个月后，发布了一道戊申令。其略云：
二千石令长当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
值得注意的是，这道诏书发布于同年六月刁协被任命为尚书令之后。《晋书》卷六九《刁协传》：
（刁）协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莫不侧目。然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
刁协，渤海饶安人，起家濮阳王文学，曾为本郡大中正。据此可知，其乡品当为二品无疑，属于典型的贵族出身。他与刘隗一道，深受司马睿信任。《晋书·刘隗传》载：
太兴初，长兼侍中，赐爵都乡侯，寻代薛兼为丹阳尹，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https://www.daowen.com)
结合以上三条史料来看，司马睿与其亲信刘隗、刁协一起，对江南豪族发起了一连串旨在“抑齐”“排抑”的攻势。其目的，表面上是“志在匡救”，其实是“崇上抑下”，也就是巩固和加强司马氏皇权。[38]这里的“隐实户口”四个字非常重要，其所涉对象，当然是拥有众多私附的江南豪族。据《晋书·刁协传》：
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众庶怨望之。
一方面发奴为兵，一方面又要取客；既要充实刘隗、戴若思军队，又要为其军府运输军粮。司马睿要组建亲帝室军队，除了专征江南豪族的私附以外，似乎别无他法。[39]
但是，“百姓嗟怨。……百姓哀愤，怨声盈路”，[40]“众庶怨望之”[41]等记载，说明这一系列抑制豪族，发其奴、客的政策引发了江南豪族的强烈不满。不久，这些怨恨便化作具体的行动。322年正月，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在武昌起兵。三月，元帝召回刘隗、戴若思，令其防卫建康。四月，王敦军队抵达石头城。在这紧要关头，负责守城的周札自开城门，接应王敦军入内。刘、戴之兵旋被击败，建康落入王敦之手。前面已述，周札是江南最强豪族义兴周氏的代表人物。
我们再来看王敦军的组编情况。从311年讨伐华轶开始，王敦从江州向荆州方面展开攻势。在此过程中，全面仰仗的是南人甘卓、周访以及陶侃所率之兵。319年，周访击败反叛的杜曾后，长江中游地区逐渐恢复安定。由此可见，当王敦于322年挥师东向时，其军队基本由南人编成，此点应无疑义。[42]从另外角度来看，为其出谋划策的沈充、钱凤，正是江南地区的有力豪族。尤其是举私兵，响应王敦的吴兴沈充，与义兴周氏齐名，号称“江东之豪莫强周、沈”。[43]
一方面，王敦之兵极有可能由江南豪族支持或直接构成，其中或许就包括沈氏的私兵。另一方面，作为内应的周氏，同样是江东之豪。更加奇特的是，由司马睿下令组建，准备迎击王敦的刘隗、戴若思之军，全是发自江南豪族的奴兵。
面对这样一个完全由江南豪族编织而成的武力世界，司马睿欲发动皇权加以“排抑”，其败可知。表面上看，旨在强化皇权的司马睿，败给了以王敦为首的门阀贵族势力。但是就本质而言，导致东晋皇权无法伸张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司马睿排抑豪强所引发的反动。
那么，战胜皇权的门阀贵族又如何呢？前面提及，王敦第一次起兵，亮出的旗帜是“清君侧”，同时对深受皇权侵害的江南豪族，也显示出同情的一面，因此得到了豪族乃至整个江南社会的支持。但是，在贵族势力凌驾于皇权之上的背景当中，同样不能忽视江南地方社会的存在。这一点，在王敦第二次起兵时也有迹可循。《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云：
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敦又忌札，杀之而尽灭其族。……（明）帝欲讨之，知其为物情所畏服，乃伪言敦死，于是下诏曰：“……而敦矜其不义之强，有侮弱朝廷之志，……周札、周莚累世忠义，听受谗构，残夷其宗。……天下骇心，道路以目。……”
王敦或许是出于嫉妒，杀了周氏一门，但也可见他削减江南豪族势力的意图。明帝下诏征讨，特意举出此例，显然不是单纯维护周氏，而是借以激发江南社会的同仇敌忾之心，进而求其支持，这层意义更为重要。因此，王敦最后失败，尽管有明帝利用北方流民集团之力这层原因，但失去江南豪族的支持也是关键所在。[44]
司马氏帝室的权威，门阀贵族的势力，这是东晋国家权力的二项基本要件。但是，国家的根基终究立于社会之上。在流民集团击败王敦，成为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之前，无论皇帝权力还是门阀贵族，要组建自己的兵力，须臾离不开江南豪族以及江南社会的支持。这一点，正是东晋初期政治与社会的基本格局。
川胜义雄先生在分析东晋建国初期江南豪族与侨姓贵族的关系时，有如下论述：
丧失了华北的根基，亡命江南的贵族们，在社会经济上的实力最初可谓微乎其微。江南豪族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弱点，但在这一点上却是远胜前者，此点不言自明。因此，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在短短几年之间逐渐发生逆转，其原因就在于用所谓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无法解释的传统权威或是以文化先进性为背景的政治文化能力之上。[45]
川胜先生意在说明，东晋的国家权力建立在江南豪族对传统权威以及华北先进文化的劣等感之上。为此，还列举了江南豪族所具有的先天性弱点以证其说。
我们看到，司马睿从渡江之初的“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到毅然采取“排抑”豪族之策，这其中的变化，当然来源于司马氏皇权所具有的名分和威望。也就是说，面对司马氏皇权和侨姓贵族的文化优势，江南豪族的确有着妥协，甚至屈膝的一面。例如，他们所任官职普遍不高，无法跻身权力中枢，南北冲突也时有发生等等。问题在于，江南豪族难道仅仅只是具有“社会经济上的实力”吗？当构成国家权力的皇权与门阀贵族出现相争时，他们的行动往往成为左右政治格局的关键性因素。这不就显示出江南豪族作为一个整体，有着自己主体上的判断吗？
前面提到，权威、名分以及正统性，是晋室得以重建的关键因素。当天下陷入大乱时，这些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要素有着极为现实的效果，而这并没有逃过江南豪族的眼睛。永嘉之乱后，流民从华北蜂拥而至，此时能够使流民维持一定秩序的，除去“宣皇之胤”司马睿之外，再无第二人。于是他们很快做出了判断。《世说新语·言语》云：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司马睿初到江南，不能自安，顾荣等人一度表现出对其轻慢之态。但上面一席话，说明他们的态度或者判断发生了变化。数年后，当侨姓贵族拥戴司马睿即帝位时，纪瞻等人也不甘落后，积极响应。《晋书》卷六八《纪瞻传》云：
及长安不守，（纪瞻）与王导俱入劝进。……（元）帝犹不许，使殿中将军韩绩徹去御坐。瞻叱绩曰：“帝坐上应星宿，敢有动者斩！”帝为之改容。
江南豪族对司马睿的态度转变，很快就收到了回报。当大量流民来到江南以后，一部分成为豪族的僮客，耕力于其大土地经营之上。然而由于人数众多，大部分又都在司马睿的命令下，滞留于长江北岸。东晋政府当然有利用流民之力，使其作为藩屏，防御北方胡族南侵的意图。但是，如果流民源源不断南下，就极有可能与江南豪族、江南社会产生冲突。所以说，禁止流民继续南下，实际上也起到了保护江南豪族及其统治利益的效果。再如，侨姓贵族南渡之后，一般到土壤相对贫瘠的沿海地域“求田问舍”。其中理由，据说还是为了避开豪族势力最大的三吴地区。[46]
江南豪族在社会经济乃至军事上的实力始终没有丧失，这一点确如川胜先生所论。与此同时，他们还凭借自身的力量，在保护自己世代统治的地方社会及其秩序上不遗余力，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权力时，表现出了相当高明的筹算和一定的协调能力。总之，司马氏皇权与侨姓贵族尽管利用传统的权威以及文化的优势，构建了东晋国家权力。但是在地方社会，拥有社会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江南豪族依旧存在。二者之间形成的分权态势，通过东晋初期的风云激变，愈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