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逻辑探求与六朝贵族的自律性、社会性特质
以六朝贵族为核心的上述几种理论，在探讨六朝史之际，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阎先生后来指出，使用“常态—变态—回归”这一概念的“制度史观”，着眼点是为叙述魏晋南北朝史提供一个新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尝试回归于中国史自身的发展逻辑。[17]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思考：将视野转向摸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捕捉中国文明的总体特质时，又应如何把握在六朝时期扮演主要角色的门阀贵族及其所具有的政治、社会、文化特征呢？换句话说，门阀贵族的兴起作为六朝时期的独特现象，当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六朝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在于将这种特殊性放在中国历史的总体发展之中，寻找其逻辑性和必然性，也就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之中对门阀贵族的存在做出合理的解释。在我们看来，从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两方面出发，研究和诠释六朝贵族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进而探讨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脉络，应该是六朝隋唐亦即中古史研究的基本姿态和架构视野。
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史本身的普遍性和连续性来勾勒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和逻辑的学说中，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观点。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内藤就尝试从古代、中古、近世这一巨大的历史视野中把握六朝贵族及其政治特点，他说：
所谓近世的内涵，与中世相比，大体上有哪些不同呢？首先，从政治上讲，是贵族政治的衰落，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在中国，贵族政治是从六朝开始，止于唐朝中期，为其全盛时期。当然，这种贵族政治，与远古的宗教式的氏族政治不同，也与以武人为中心的封建政治迥异。[18]
内藤从政治和社会两个层面对六朝隋唐时期的贵族及其特点作了概括。那么，这样一种贵族政治在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又处于何种位置呢？对此，内藤在其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之中，作了说明：
唐朝中期以降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两股截然不同的潜流，即君主独裁政治的强化与人民地位的上升。而这也正是宋代以后，近世中国的社会结构及中国文明的特质所在。中国历史迈入这一段由中古过渡到近世的巨大变革时期，其原因是从东汉末年延续下来的所谓“贵族政治”的时代在贵族阶层的没落过程中趋向完结。具体而言，“只不过处在贵族代表者的位置之上”的君主逐步摆脱“政治为贵族全体所专有”的束缚，开始行使独裁专断之权。而在地方社会，接受贵族或豪族支配的广大民众经两税法的实施，有了居住移动和拥有财产的自由，其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必须强调的是，内藤创立此说，主要目的是要预测并论证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应走共和制的道路。因为这是近一千年人民地位上升的必然归结，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所在。[19]
将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因放在民众地位的增长以及自由与否的问题之上，可以说是从逻辑上理解中国历史本质的一种努力，这体现了内藤的识见。那么，与近世民众的自由和成长相比，中古时期广大民众的生活形态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境况呢？对此内藤的解释是，唐代以前的人民接受单个贵族或豪族的支配，到了唐代以后，接受代表全体贵族阶级权力的国家统治，其地位可视为国家的佃客。六朝时期的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地位到底应比拟为奴隶还是农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大课题，至今未有定论。[20]这里并不打算涉及这一问题，而是想变换一下思考的角度。
近世以后的民众诚如内藤所述，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当遭遇到明清那样高度发达的君主独裁政治体制时，民众从主体上感受到了多大程度的自由，显然是一个需要详细探讨的问题。反之，六朝时期尽管从制度上并没有赋予民众犹如近世一样的自由，但也没有受到类似近世那样政治上、道德上的严厉拘束，毕竟那时的国家权力还没有建立起黑格尔所谓“一个人自由”的那种极端独裁的皇帝体制。站在这一角度上来看，似乎还不能断定近世民众得到财产与移住的自由就证明中古的民众并无自由或着说在自由的程度上要低于近世。甚至还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在君主权力相对削弱的中古时期，国家权力对民众的压制或许并不如近世以后那样酷烈，因而民众拥有某种属于自己的自由。
例如，从中古贵族阶层是否如内藤所说的那样，似农奴般加强了对民众的统治这一问题来看，据内藤史学的继承者谷川道雄的研究，构成六朝地方社会两大要素的地方豪族或贵族与其周边民众之间，并不像欧洲的封建主与农奴，或是领主领民那样存在着严格的身份差别。二者都是国家的“编户”，身份相同。在这些民众之中，道德以及能力优秀的人物被称作“士”或“名望家”，他们在地方社会舆论亦即乡论的支持下，通过九品官人法进入政界，成为王朝的官僚。
谷川对内藤之说所作的上述修正，在学术界又被称作“豪族共同体论”。这一理论的特征在于，与重视大土地所有者及其私附之间的阶级关系的“魏晋封建论”相比，更为强调门阀贵族（谷川也将其称作豪族或名望家）与一般民众的相互融合关系，并将这一关系放到乡里社会这一共存的地域空间之中予以探讨。尤其强调，当遭遇到战乱或饥馑时，克制自身的欲望，努力谋求与一般民众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即致力于安定乡里社会秩序的豪族或门阀贵族主体上的行为以及人格在此发挥了重大作用。[21]
从以上所述可知，内藤、谷川关注六朝贵族的社会性、地域性，谷川还特别指出门阀贵族通过自身的道德和人格与乡里社会的民众紧密结合在了一起。针对这种重视六朝贵族的社会性、主体性特点的构想，我们可以作进一步思考。
这就是，当门阀贵族从地方社会进入政界，成为国家官僚时，显然与皇帝权力一道，构成了具有统治机能的国家权力。“豪族共同体论”描绘的是乡里社会之中门阀贵族与民众之间的横向关系，而当前者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时，他们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则形成一种纵向关系。在地方乡里社会的支持下进入政界，反过来又作为管理地方社会和民众的政治执行者亦即国家官僚时，门阀贵族与治下民众之间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与门阀贵族所推行的政治、政策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换句话说，门阀贵族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对民众进行统治和管理时，他们在根源上所具有的那种地域性、社会性、伦理性特征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门阀贵族获得乡里社会的支持，这使他们身上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点。与此同时，正是依靠这种支持，使他们成为王朝官僚，构成国家权力的一部分，这时体现了代表王朝的一面。那么，面对这种身具社会性、王朝性双重形象的门阀贵族，应如何做出有效而合理的解释呢？
还是来看谷川的研究。他首先对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揭示的乡论决定乡品，而官僚候选者起家任职时，其官品要较乡品大致低四品的观点，作了一个十分新颖的归纳：
按宫崎氏所理解的乡品与官品的相互关系，就本质而言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有关这一点，我在上述几篇书评中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我以为，就官品依乡品来决定的事实来说，贵族身份和地位虽可认为是由王朝权力所赋予，但在本源上仍是由其在乡党社会之地位和权威所决定的，王朝只不过是对此予以承认的机关——当然这种承认具有很大的作用。直截了当地说，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其本源不在王朝内部，而在其外部。而这种承认手续，可以认为就是所谓九品官人法。如果这样考虑的话，不论六朝贵族有着怎样的官僚制形态，其本质也应该是比拟封建制的，换言之，可以视其为一种封建制的变形，这就是我对宫崎的本意的理解。
谷川认为，九品官人法的结构及其原理显示了乡品决定贵族起家入仕的资格即起家官品，而决定乡品的则是乡论，由此可见，决定贵族入仕资格或者说决定其身份的根本性、决定性因素并非来自皇帝权力，而是源于皇权之外的地方乡党社会。有鉴于此，在探讨中国中古社会的时代特征时，并不能单纯强调皇权自上而下的作用，而应重视门阀贵族所具有的自律性特点。[22]
其次，就谷川自身的研究而言，针对北朝的均田制理念、乡兵结构、府兵制度以及苏绰六条诏书等课题的分析，指出作为国家官僚的贵族与地方社会的民众，即官与民所形成的关系构成了一种“国家共同体”。其间起到共同体凝聚作用的是源于贵族阶层的道德和伦理，而这正是隋唐帝国形成的根源所在。[23]
上述研究尽管针对五胡十六国北朝社会，但关注人与人之共同体式结合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无疑有助于我们探讨东晋南朝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从门阀贵族的自律性、社会性出发，探讨他们与国家权力、江南地方社会、江南民众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由此揭示出东晋南朝的政治与社会特点呢？下一节就来分析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