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政治与六朝贵族的伦理精神
最早关注到“清静”一语的历史意义，并做出详细研究的是日本学者上田早苗先生。他认为包括“清静”在内的含有“清”字的用语，在六朝时期广泛可见，是当时贵族生活伦理的一种表现。[19]渡边信一郎先生进一步指出，“清”在贵族阶层的生活中，主要反映在（1）俸禄、赏赐的散施，（2）不事产业，（3）家无余财，这三类形态上。[20]那么，生活伦理上的“清”在门阀贵族主导的政治上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川胜义雄先生认为，汉末以来的知识人在个人生活层面，贯彻着“不营产业”“清俭”“清素”等“清”的特点，这与赋予魏晋国家以特征的九品官人法和户调式中反映的魏晋贵族的自我约制精神有密切关系。[21]换言之，在贵族个人生活与政界两方面，都体现出了抑制自我欲望的意识，这也就是“清”的伦理精神的反映。
对这一观点进行实证的，是葭森健介先生。他注意到贵族生活上的“清”与被称之为“清简”的贵族政治之间有着关联性，指出“清”所体现出来的贵族精神，其核心就是排斥繁杂，提倡简洁之政。具体表现为轻减税役，放宽法律和刑罚，尽量不增加地方社会以及民众生活的负担等。[22]
以上研究试图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清”作为六朝贵族最基本的价值意识，是贵族精神的核心所在，并在门阀贵族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实践中得到了贯彻。由此看来，作为第一流贵族的琅邪王氏及其代表者王导的精神世界之中，遵循这种“清”的精神应属常态，其政治被评为“清静”似非偶然。《晋书·王导传》载云：
（王导）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性俭节。
这里记录了王导的个人生活，在渡边先生所列举三种形态中，相当于第（2）与第（3）类。这种简朴、节俭的生活只能是行为者本人主体上抑制私欲，对物质表现出淡然之心的结果，堪称“清”这一六朝贵族伦理精神的典型。
简要回顾一下王导的“清静”政治：坚持“简易”和“宽恕”的态度，不以法律和条令苛责民众，制定和施行法律之际也以宽松为主，尤其是对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社会采取安抚并默认现状的政策。透过史书的描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立足于“爱民”之原则的政治家王导的形象。问题在于，这种形象与个人生活节俭的贵族王导是如何重合在一起的。据《晋书·王导传》：
（元）帝尝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对曰：“昔秦为无道，百姓厌乱，巨猾陵暴，人怀汉德，革命反正，易以为功。自魏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餍于安息，遂使奸人乘衅，有亏至道。……愿深弘神虑，广择良能。顾荣、贺循、纪赡、周玘，皆南土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
面对元帝的赞誉，王导的态度十分冷静。他将问题转到西晋灭亡的原因上，认为公卿世族的豪侈与不遵法度，是导致政教陵迟，国破家亡的重要原因，也就是在门阀贵族的伦理精神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对此，他的提议是礼遇顾荣、贺循、纪赡、周玘等“南土之秀”。东晋立国，根基全在江南社会之上，优待这些地方豪族乃是理所当然。
从前面所见王导的对豪族政策来推测，所谓“优礼”，也就是执行以“宽恕”和“简易”为核心的“清静”政治，承认豪族居于主导地位的江南社会体制。这一点，后面将要详细论及。
西晋贵族的奢侈生活，与六朝贵族应该具有的“清”的精神形成强烈反衬。因此，王导的批判无疑是促使东晋门阀贵族进行反省。所谓“反正”，或许里面就含有回归“清”这一伦理精神的涵义在内。王导自己“简素寡欲”“俭节”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正是对这段话的写照。
然而，俭约的生活与他推行的“清静”政治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呢？《世说新语·德行》有如下一则记载：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
在起用周镇为吴兴郡太守时，王导看重的是他“清”的简朴生活。我们可以推测一下王导的思绪：能够控制自己的私欲，坚持俭约生活的官僚，在个人生活的延长线亦即政界，具体说就是任职地方时，自然不会对治下民众行掠夺、压榨之事，相反会以人民生活的安定为先。事实上，此条注引《中兴书》就评价周镇，“镇清约寡欲，所在有异绩”。“异绩”的内容，我们并不清楚，但既然受到赏赞，或许就与周镇个人生活中被评为“清约寡欲”的“清”的伦理精神有关。[23]
在本书第三编第二章中，我们分析了东晋地方政治的特点。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在相对较长时期以及广泛的地域空间内，东晋的地方责任者们实施了维护民众生活，稳定地方社会的“清静”政治。为政者基于个人的理念，与地方社会建立了相互信赖的关系。当民众遭遇到危难时，积极开展救助，平时则轻减税役，或是在不影响民众生活，不使地方社会秩序出现混乱的前提下征收税役。无论政治展开的特点，还是为政者的主观意识，与王导提倡的“清静”政治都一脉相承。从上述政治具有的普遍性来看，还可判断王导在背后发挥着推动作用。对周镇的任命，就显示了这种可能性。
从王导的“简素寡欲”，到周镇的“清约寡欲”，都在说明“清”的精神已成为一种广泛可见的伦理意识。对此，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据《晋书》卷七五《王湛附子承传》，太原王承的个人生活是“清虚寡欲”，再看为政的情况：(https://www.daowen.com)
迁东海太守，政尚清净，不为细察。小吏有盗池中鱼者，纲纪推之，承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耶！”有犯夜者，为吏所拘，承问其故，答曰：“从师受书，不觉日暮。”承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归家。其从容宽恕若此。……及至建邺，为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甚见优礼。承少有重誉，而推诚接物，尽弘恕之理，故众咸亲爱焉。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
王承在东晋贵族社会被誉为“中兴第一”名士，声望还在王导之上。他推行“清净”政治，对稍触法律者，并不追究处罚，“推诚接物”，示以“宽恕”之态，时称“不为细察”。毫无疑问，这种政治与“宽恕”“简易”的王导“清静”之政别无二致。
王承既然号称“中兴第一”，为人们所颂扬，那么对贵族社会自然会产生某种影响。《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文字志》云：
谢安字安石，（谢）奕弟也。世有学行，安弘粹通远，温雅融畅。桓彝见其四岁时，称之曰：“此儿风神秀彻，当继踪王东海（承）。”[24]
谢安不仅是东晋，也是整个六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贵族人物。在他幼少的时候，受到桓温之父桓彝的称赞，认为将来可继承王承。仅此一点，足证王承在东晋贵族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之大。《晋书·王承传》也云：
东海王越镇许，以（王承）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其子毗曰：“……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
中朝时，东海王司马越赞王承为“人伦之表”，不但自己雅相知重，还命其子仰以为师。王承去世较早，所以其政治活动仅见于上述本传中的记载。尽管如此，他作为东晋贵族社会的第一名士，被后代视作目标和理想的原因，与“清虚寡欲”的生活以及“清净”政治的执行应大有关联。[25]
王导与王承的关系，也有二条史料可资探讨。《世说新语·轻诋》云：
王丞相轻蔡公，曰：“我与安期（王承）、千里（阮瞻）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
王导瞧不起蔡谟，并不直接嘲讽，而是以自己与王承有过交遊而间接地加以揶揄。《世说新语·品藻》又载：
王丞相云：“顷下论以我比安期（王承）、千里（阮瞻）。（我）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与嘲讽蔡谟不同，这里是要夸赞王衍。但王导还是引出王承，一方面暗示自己可与之比肩，一方面也坦承对王承的敬服之情。
以上二例，当然是所谓魏晋之风特有的轻妙与不落痕迹，但也可看到王承这样一位人物在王导心目中的地位。这一点更加重要。二人都出身于魏晋以来第一流门第，在他们身上，可以发现极为相似的为政理念和生活伦理，即将“清”的贵族精神贯彻并实践于政治行为和个人生活之中。从他们在东晋贵族社会的地位以及拥有的巨大感召力来看，“清”的精神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意识。
太原王氏与琅邪王氏同属高门大族，魏晋以来绵延几百年。那么，上述“清”的精神与门第兴衰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下节试分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