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与“乡品”
南宋岳珂在其《愧郯录》卷七《官品名意之讹》中有如下一段论述：
魏延康元年二月，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以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则其初立品似非品秩也，乃人品耳。
根据岳珂的说法，由政府任命的中正，都是各州、郡的人物鉴定专家，并将其所下的评价称为“人品”。所谓“人品”，顾名思义，也就是针对人物的才能和道德所下的评价。岳珂之后的马端临也持类似的看法，即“然此所谓九品者，官品也，以别官之崇卑。陈群所谓九品者，人品也，以定人之优劣”。[8]
不难发现，岳珂、马端临的议论仅仅是指中正对官僚候选人所下的评价，而且着眼于人物的才德，因而视其为“人品”。“人品”这一称谓本身，或许并无不妥之处，因为中正定品时，德行是一项主要的参考指标。但是问题在于，这样一种称谓并没有提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乡评的存在。换句话说，岳、马二氏议论中正品第时，并没有考虑到乡里舆论的作用，而只是看到中正针对求官者的人格进行评定这一形式本身。
当代学者中，祝总斌先生仍沿用了“人品”这一称呼。不但如此，祝先生还对“乡品”进行了否定，认为“乡品”一词的含义并不准确。因为“乡品”“乡邑品第”实际上并非真是根据乡邑的评价，而是由中正官评定，并得到司徒府的批准，与“官品”之确定相同，都是源于王朝。称“乡品”会造成是民间评定品第的错觉，依靠民间来定品并不是历史事实。至于“人品”，指士人德、才之品第，与“官品”角度一致，并不涉及由谁给予品第。[9]
祝先生的这段议论，直接强调民间定品或乡邑的评价并非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如果看看当时人的想法，或许会获得另外一种印象。前面提到，卫瓘说这项制度开始的时候是基于“乡邑清议”，因而“犹有乡论余风”，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中正定品与乡论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再看稍早时期的一个例子。《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曹羲集·九品议》云：
伏见明论，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检虚实。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者耳。此为问州中正而实决于郡人。
曹羲说这段话大约是在曹魏正始八年（247年）之前。[10]所谓“郡人”，也就是本郡的先达者，即具有名望的当地人。而“问州中正而实决于郡人”，暗示民间有着定品的可能。换句话说，乡里社会的舆论和评价在中正决定乡品时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
接下来的西晋，情况大致相当，如《晋书》卷四三《王戎传》载：(https://www.daowen.com)
初孙秀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
孙秀更加直接，就是向乡议也就是乡论谋求乡品，最终因为没有得到，于是才有王戎劝王衍“品之”。[11]而前引《晋书·简文三子传》“无乡邑品第”一文，也暗示了东晋末期仍旧存在着基于乡里社会的品第。
再看祝先生使用“人品”这一称谓时的史料根据。主要有两条，即《后汉书》卷六八《郭泰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经郭泰评题后“人品乃定”，以及《文选》卷四〇沈约奏弹王源时所说“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
两条材料，前一条是九品官人法制定之前的东汉时期，这里的“人品”显然不能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正品第即可称作“人品”的直接证据。至于后一条，我们先看《文选》原文：
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内侍帷幄。父璿，升采储闱，亦居清显。……窃寻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寔骇物听，……臣谨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资，得参缨冕。……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辄下禁止视事如故。源官品应黄纸，臣辄奉白简以闻。
根据此处注引檀道鸾的《晋阳秋》，王源曾祖王雅担任右仆射，而祖父、父亲也分别担任侍中、东宫官署，因此王源属于典型的“门地二品”或甲族之家，按照当时的起家原则，其“乡品”当为二品无疑。在此文中，沈约奏弹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他的依据是“璋之姓族，士庶莫辨”，即满氏到底是士还是庶，并不清楚，实际上就是庶民。而王源却是“胄实参华”“得参缨冕”，也就是不折不扣的贵族，而且还任八品官的南郡丞一职。按照沈约自己说当时是“凡厥衣冠，莫非二品”，那么王源若是“乡品”不到二品，也就不会引起他如此激烈的反应了。
由此可见，沈约所言“人品庸陋”，显然不是指王源的“乡品”低下或为卑品，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德行人格有所欠缺。因而单以《后汉书》以及《文选》的这两条材料，似乎不容易得出中正品第即为“人品”的结论。而“乡品”与“官品”相同，都是源于王朝之论，也似有再考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