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贵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占据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主流地位，由于他们的存在，使这一时期呈现出有别于秦汉或者宋元以降君主独裁体制的特点。也就是说，门阀贵族与皇权虽然有着紧密联系，一道构成国家权力，但在两者之间，形成了某种制衡或对立，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学说，如“魏晋封建论”“六朝贵族制论”抑或“皇权政治的变态体制论”等观点也正因为这样一个阶层的存在而提出。[1]这些主张虽然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反映出以中央集权、皇帝独裁为特征的一元式自上而下的统治体制无法建立和贯彻。

由此可以推测，所谓贵族，其特点是既依附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权力，同时又具有独立于皇权以外的性质。就迄今的学术成果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后者。我们在第一章中，通过放达名士的例子发现，并不为国家权力所肯定的放达行为，却得到乡论的支持，很多放达人物也由此进入政界。据此可知，乡论有着与国家权力并不一致的人物评价标准，而得到乡论支持的门阀贵族也拥有某种独立于皇权以外的特点。本章继续上述课题的探讨，具体从九品官人法中乡品的称谓异同这一角度展开分析。

九品中正制，或称九品官人法，[2]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官僚人事制度。根据杨德炳先生的概括，其内容可大致概括如下：

（1）政府在各个州和郡设置大中正、中正，州郡中正由担任中央官职的本地人充当。

（2）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做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但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二品实为最高。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

（3）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与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的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起家为“清官”，升迁较快；乡品卑者起家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https://www.daowen.com)

（4）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3]

由上述可知，在以中正定品、吏部选官为特点的这项制度中，中正对官僚候选人所下的品第亦即“乡品”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南朝沈约对“乡品”有一个重要概括，即“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4]二品就是“乡品”中的上品，只要是贵族，几乎肯定都是二品，没有这个评价，便很难入仕，更谈不上步入清流官阶。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中正的品第有着不同的称谓。如唐长孺先生称为“中正品第”，祝总斌先生称“人品”，陈长琦先生称“资品”，阎步克先生称“中正品”。而日本学者多称作“乡品”，一部分中国学者如周一良先生、张旭华先生、汪征鲁先生、胡宝国先生以及杨德炳先生等沿用此语。其中对“乡品”这一概念进行辨析的，有祝、陈、阎、张几位先生。

众所周知，有关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资料极为有限。[5]能够反映九品官人法这一制度的史料亦然，而根据极为有限的材料，针对中正的品第，却得出大相径庭的概念，其中原因何在？本章意在对上述诸家所使用的材料以及得出概念的思路进行整理。通过深入理解前人的研究，或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乡品”的性质，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九品官人法这项制度，由此澄清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阶层独立于皇权之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