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魏晋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中古转型的时期，赋予中国中古社会最大特色的贵族政治正是形成于这一历史阶段。但是，中古贵族形成的根基究竟依靠皇权还是皇权以外的力量，这是迄今研究的分歧点之一。[1]

主张后者的学者认为，门阀贵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古社会的核心存在，关键在于得到了地方乡里社会的舆论亦即乡论的支持，而清晰反映这一结构的正是当时特有的九品官人法。这项制度就其理念以及开始实施时的状况而言，中正依据乡论或清议来评定乡品的事实毋庸置疑。《晋书》卷三六《卫瓘传》所云“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就清楚说明中央官僚兼任地方的中正，在提交所评人物的“品状”时，必定要参酌乡论和乡评。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程序所获得的乡品是任何一个准备入仕之人必须具备的资格，这一点与唐宋以降的科举制度截然不同。[2]

然而，重视皇权力量的学者则倾向于否认乡论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决定乡品的是中正，乡论在此过程中并无多大影响。我曾经对这类观点产生的原因作过分析，指出其意在利用“中央化”这样一种思路强调皇朝的力量，从而减小地方社会在官僚人事制度或贵族制之中的作用。显然，影响上述两种研究思路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乡论的存在。在接下来的第二章中，我们将通过对“乡品”称谓的探讨，看到南朝时中正根据乡里社会的乡论、清议决定官僚候选人“乡品”的结构依然如旧。也就是说直到南朝，强大的乡里舆论仍在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对于决定乡品的乡论本身还有必要作深入分析。例如，乡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根据和标准下评价人物的？反映出了什么样的选人观念？与皇权或国家权力相比较，乡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性质和意义？等等。本章的目的，即准备对这些问题做出初步考察。(https://www.daowen.com)

所谓乡论，从上面所引卫瓘之语可知，也就是在地方乡里社会进行的人物评论。可是在分析魏晋之际的乡论时，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不容忽视。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的一大特征就是社会上下兴起了一股以放达为特征的风潮。其代表人物，前有“竹林七贤”，后有“元康名士”。[3]到东晋，还继续出现了所谓“江左八达”。在这一背景下，可以发现不少放达人物进入到了政界，并且还获得了广泛的乡论支持，其中如陈郡谢鲲，甚至开启了东晋南朝第一流贵族陈郡谢氏崛起的先河。这就促使我们作如下思考，即乡论的存在与放达风气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换句话说，探讨放达之风形成的原因及其实质，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乡论的存在及其意义，进而对魏晋贵族体制做出合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