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谷川史学的另一个特征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谷川产生影响的主要有内藤湖南、冈崎文夫、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宫川尚志、川胜义雄、滨口重国等学者。不过，谷川治学的特点是，既吸收这些学术成果，又不拘泥于它，既让这些成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又借此来巩固和完善自己的史学体系。以下试举几例说明。

内藤湖南是京都学派的创始者，由他首倡的用中国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把握中国史的观点成为京都学派的最大特色。其中，他的“中世贵族论”以及“唐宋变革论”又都是京都学派中国史分期理论的核心。谷川不但完全接受内藤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内藤史学。内藤史学的特点是文化史观，即强调各个时代不同的文化样式就是划分时代的标准。不过，虽然内藤从中国史的各个时代，从与欧洲历史的对比中把握中国文化样式的特点，并以此为根据主张中国史的独自发展性，但文化史观对于文化样式的重视只能停留在文化现象的表向上，对于产生文化样式的社会结构，影响文化样式的社会原因并没有进行有效分析。

而我们从谷川史学中可以看到，他的中国史研究正可以补内藤之不足。比如，内藤曾经提出地方社会的名望家是六朝贵族产生的渊源，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作明确解释。而谷川通过“豪族共同体论”揭示了当时社会结构与社会存在形态的特点，说明了地方名望家亦即豪族通过自己的道德与人格成为民众的领导者，以此获得为官的资格，迈出走向贵族的第一步。也就是说，“豪族共同体论”可以解释内藤所提示的中世社会文化样式产生的原因，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豪族为什么能成为独立于皇权的阶层，为什么能“掌握社会上的实权”（内藤语）等等。另一方面，谷川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的共同体特性，不但证明了内藤所论述的中国史有着自身的发展特点以及中国文明有着自己固有的性质这一观点，而且还认为共同体是中国文明为世界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后者则完全是对内藤史学的深化与发展。

宫崎市定是内藤湖南的学生，也是谷川的老师。站在世界文化圈相互交流的视角上来观察中国史，将中国历史的固有性与普遍性予以同时把握，这正是宫崎史学的特点。谷川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称宫崎是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史家之一。宫崎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一书上。在这部享誉海内外的名著里，宫崎揭示了乡品与官品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贵族最先获得的起家官一般要较其乡品低四等，而在以后的官僚生涯中，最终可以升到与乡品一致的官位。不过，宫崎虽然指出了这一规律，但对其意义却没有提及。而谷川通过自己的理解，指出这项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时代特征，即从本源上决定贵族任官资格的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皇帝权力而是贵族生活的乡里社会。[11]在前面介绍的“豪族共同体论”中，谷川就是根据宫崎的这项研究以及自己的上述理解来论证贵族阶级拥有独立于皇帝权力的地位。应该说，正是谷川的这一阐述，才使宫崎的研究发挥了最大功效。

再如，宫崎继承内藤的文化史观，在判断六朝隋唐时期为中国历史上的中世时，特别强调在六朝隋唐时期可以发现类似欧洲中世社会的特点。如货币经济的衰退与向自然经济的回归，自由的人与人关系转变为身份制社会，土地投资与庄园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分裂，异民族的入侵等。谷川对于把六朝隋唐时期划为中国历史上的中世这一点并无异议，但他指出，尽管欧洲与中国的中世有许多类似之处，但在最根本的一点，即最能代表欧洲中世社会特征的封建制度在中国的中世社会里并没有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谷川创造性地提出了“非封建的中世”这一观点，也就是既认为中国社会与欧洲一样是发展前进的，同时又重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独自性。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是谷川史学充分继承和发展前人研究，使其为我所用的典型事例。[12](https://www.daowen.com)

宇都宫清吉给予谷川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宇都宫也是内藤的学生，而且可以说是谷川最为尊敬的老师。在汉代家族制度的研究中，他认为汉代家族有着作为共同体的要素，那里没有类似父家长权那样的强制关系，所呈现的是自然的血缘秩序，对于民众来说，家族就是他们自律生活的世界。重视历史表像后面人的精神与人的自由，这是宇都宫的历史观的特征。受其影响，谷川在自己的共同体论中最为强调的也就是人的道德、人的自由等精神因素。[13]

除内藤、宫崎、宇都宫以外，宫川尚志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村”的研究、川胜义雄重视六朝时期乡里社会舆论的研究、滨口重国的北朝兵制研究等都对谷川史学的形成产生了影响。而中国学者如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论、唐长孺先生的五胡时代史及府兵制研究也都是谷川非常注意吸收的成果。

总之，谷川史学的内面汇集着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谷川一方面利用这些为自己的研究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研究使前人的观点有新的发现，这与注重实证一道构成了谷川史学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