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史学的升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共同体特性及对现代社会的启迪意义
从隋唐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的社会结构——豪族共同体的存在，继而考察隋唐政权的国家结构实际上就是基于共同体的原理而建立的。根据这一现象，谷川揭示了豪族共同体在这一时期所呈现出的运动机制，那就是以个人生活的家为中心，共同体以家族共同体、乡村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的形式不断向外扩展，最终上升为国家共同体。
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可以用共同体的观点作如上说明。但谷川的思维并没有就此停顿。他进而用国家共同体和家族共同体这两个概念勾勒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点以及演变过程，并探讨这一特点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意义。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概念，谷川直接了当地指出是因为整个中国历史的基本结构就是国家和人民。就国家共同体来说，一方是由皇帝和官僚构成的管理阶级，另一方是作为生产阶级的人民大众。在这一共同生存的世界中，缺少任何一方，相对的一方都不可能存在，因此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于普通人民而言，在作为国家共同体成员的同时，他们主要通过夫妇、父子、兄弟等家族关系来维持生产和生活，而这种家族关系是他们最为贴近、最为自由的世界，这就是家族共同体。那么，这两个共同体是如何演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呢？
首先来看殷周时期。那时的国家共同体由士族和庶族两个阶级构成，而且在各自的内部也都形成了各自的家族共同体。但是，殷周时期特有的血缘主义氏族制原理却将两个阶级予以了分化，士族与庶民的关系是完全悬隔开来的。士族作为统治氏族，以祭祀祖先、军事征伐为中心成为国家共同体的主体。周代基于血缘主义制定的封建制就是士族阶级的血缘结合在政治秩序和体制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庶族作为被统治氏族并没有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他们在统治氏族的命令下从事强制性军事劳动，劳动果实或是贡献给士族的祭祀活动或是供士族阶级享受。也就是说，殷周时期虽然出现了士与民两大阶级，但两者各自依循血缘的关系而存在。家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在士族那里合为一体，而就庶族阶级来说，两者并没有直接关系。
秦汉以后，国家共同体与家族共同体的关系又如何呢？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殷周时期的氏族制原理遭到了否认。由于官僚制与郡县制的实行，官僚成为君主的手足，国家共同体呈现出专制的一面。另一方面，庶族阶级的农民以三族制（父母、兄弟、妻子）的形式重新结合，他们生活的地方被称为里，里由数十户或百户之家构成，这是一个与殷周时期的氏族共同体不同的共同体形态。在这个里共同体的内部，阶级性还不明显，人们基本上是处于平等关系。发挥指导作用的是里的父老，接下来再从里父老层中选出乡三老和县三老。县三老可以参与县政，其地位与县令相当。国家共同体通过实施由乡里社会推举官僚候补者的乡举里选制度以及授予庶民爵位的爵制，有将家族共同体置于其下的意图，同时也有培养人民产生作为国家共同体一员的意识。汉代，国家必须依靠人民的生产劳动才能运转，而人民为了维持安定的生活与生产，必须在抵御外寇的侵扰、水利灌溉、防范豪族商人的欺压等方面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因此，汉代的家族共同体既有独立的一面，又与国家共同体自然连接，两者之间并没有深刻的对立。
东汉中期以后，在两个共同体内开始出现破绽，一是豪族大土地的成长使里共同体秩序的发生崩溃，生活在家族共同体中的人民被迫走上流亡的道路。另一个是宦官与外戚为追逐个人私利而破坏了国家的公共性，使国家限于崩溃的边缘。此时国家共同体在被称为清流的豪族的领导下逐步得到重建。在乡村社会，这些豪族发扬与人共存的伦理精神，依靠自己的能力、经验、财力和人格与民众建立了共同体关系。这个共同体与汉代的里共同体不同，它不是对等的小家族联合体，而是以豪族之家为核心的大规模家族共同体联合。豪族在民众舆论的支持下，通过九品官人法成为国家的官僚贵族。这时的国家共同体与民众的家族共同体以豪族阶级为媒介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魏晋南北朝本来是豪族伦理精神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但到了后期，南朝的门阀贵族安于现存的社会地位，以私代公，破坏了国家共同体的秩序，结果是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北朝，代替旧门阀贵族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新兴的非门阀豪族，他们与被国家共同体疏远的北方胡族民众一起，重新建立了新的国家共同体，这就是隋唐政权。
隋唐时期，国家共同体将接受豪族指导的人民编入国家户籍，由国家进行统一的行政管理。北魏时建立的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等得到完善，家族共同体在国家共同体的这些制度之下既受到保护也受到束缚。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的律令制度与现实社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乖离，特别是由于逃户引起的摊配税额扩大，更加速了自耕农民的逃亡和家族共同体的解体。针对这些现象而重新制定的两税法，反映了国家政策在从法制主义变为现实主义。但另一方面，宦官和藩镇的跋扈使皇帝和官僚都不得不依靠他们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在此状况下，国家共同体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公共性质，唐朝政权也因之灭亡。
宋代到清末的一千年为君主独裁政治盛行的时期，国家共同体掌握在君主和官僚那里。宋代官僚通过科举入仕，因此不须民众的直接支持，所以他们作为皇帝手足的特征比较突出。当时的官僚集团由于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统治阶级，因此其思想学问也随之变为用一种普遍的原理来说明自然与人伦的关系，这就是通常说的宋学。宋代以后人民脱离了中世贵族那样的指导，有了自己较为独立的地位，通过科举的制度就可以看到官与民之间并没有什么身份上的区别。这时的家族共同体以宗族为中心逐渐走向制度化，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模仿血缘家族关系而结成的会党、教门等团体。对国家共同体来说，宋代的保甲法、元代的社制、明代的里甲制，都有将这些家族共同体纳入国家共同体的意图。(https://www.daowen.com)
明清时代，由于社会动荡，人民不能安居于乡村生活，这也就是会党和教门活动更加盛行的原因。会党和教门常常利用民众的不满从事反政府的活动，所以在政府与这些反政府之间战争不断，其结果带来的是土地的荒芜、农村经济的萧条以及国家的财政危机，国家共同体与家族共同体的关系到了崩溃的地步。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由国家共同体与家族共同体构成的两千年帝政时代。革命后的历史课题是怎样在两个共同体合为一体的基础上，使广大人民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
以上是共同体观点下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也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和社会的结构特征。我们看到，谷川在这里仍然强调了国家与人民相互依靠、相互联系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谷川在强调共同体的历史作用时，并没有否定国家与人民之间存在的阶级对立。
谷川指出，国家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建立，乃是因为其内部具有管理和生产两个机能，而且必须承认这两个机能一般是通过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区分来实现的。生产者向国家提供劳动力、生产品等维持国家共同体正常运转的物质保障。但是当管理者将其用于过度的宫殿建设、频繁的对外战争以及自身的消费享乐，使生产者的生活与生产日趋穷困，所处的家族共同体面临崩溃时，这就是阶级对立的反映，它使国家共同体保护人民的公共性出现变质。历代的农民大起义实际上就是一个重建国家共同体的过程，而社会的前进就是新旧共同体变换的结果。
谷川试图说明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即共同体里面本来隐含着阶级支配即破坏共同体因素的存在。但是，当这一要素被追求共生共存的伦理精神所克服时，共同体就会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也就得以持续发展。
共同体的发展演进就是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史，这是谷川共同体论的结论。但是，它并不是谷川史学的终极目标。谷川所追求的是运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共同体特性来解决现代中国以及世界的诸问题。对于谷川来说，发现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原理实际是找到了通向未来的钥匙。
现在的世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占主要地位，也就是说在民主主义的另一面，资本主义或市场主义的原理成为人们行动的根据。谷川指出，西方文明对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由此产生的代价同样是巨大的。由于欧洲的历史是与中国完全不一样的私有制发展的历史，所以财产的多寡与物质的追求也就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原理。当今世界所呈现的种种问题，都是与物质主义的追求密不可分的。人、地域、国家、民族，彼此之间的隔阂和疏远、精神世界的空虚、对他人的冷漠等等都是西方近代主义付出的代价。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中国文明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谷川认为，在任何私有制的内部深处，实际上都有一个超越于私有制之上的公共世界，而能反映这一世界的不是别的，正是人所持有的理性以及与他人共存的精神。古代中国社会通过对隐含在共同体里的阶级支配即破坏共同体因素的克服而不断获得新生，这就说明中国社会正是这一公共世界的体现。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是人与人的精神结合，这是社会前进的保障和动力。因此解决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危机状况的，只有是在共同体中体现的与他人共生共存的伦理精神，这正是中国文明在现代社会中所拥有的巨大意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