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伐
提到东晋的北伐，后世多有批判之言。例如，朱熹就对王导的消极态度颇有微词。[21]平心而论，如果考虑东晋初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人力等方面极端困难的状况，就会感到，即便北伐取得暂时成功，除了政治意义以外，很难说会有什么实质性效果。[22]而且在条件并不允许的情况下，强行北伐，就只有向豪族以及自耕农要求超出限度的租税和力役，这样势必给江南地方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进而引发民众的反抗。343年，荆州刺史庾翼展开的北伐，就反映了这一点。《晋书》卷七三《庾亮附弟翼传》云：
康帝即位，翼欲率众北伐，……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
庾翼起兵讨伐后赵石勒，大量征发所辖江、荆、司、雍、梁、益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结果引起“百姓嗟怨”。所谓“百姓”，自然是作为“奴”之主人的豪族。[23]
与庾翼相比较，更大规模组织北伐的是殷浩。
桓温坐镇长江中游的重镇荆州，势力不断扩大，对下游的建康朝廷形成巨大威胁。如何对其加以牵制，成为后者的头等大事。据《晋书》卷七七《殷浩传》，在此背景下，建康方面决定起用“为风流谈论者所宗”的大名士殷浩，与桓温相抗。从永和六年（350年）到永和九年（353年），殷浩对北方展开连续征讨作战，结果却迭遭失败。
永和九年，会稽内史王羲之致信殷浩，严辞批判导致吴、会等江南中心地区赋役大增的北伐，不过是酷使民力，增添民众负担的“烦苛”之政而已。[24]影响所及，自耕农逃亡现象日益加剧，王朝掌控的编户数量也直线下降。[25]
庾翼主要征发依附于豪族的“奴”，而从王羲之的去信中判断，殷浩似乎直接调动了编户百姓。虽然对象不同，但二者都对由自耕农、地方豪族以及豪族依附民构成的江南地方社会造成了混乱与不安，扰乱了民众原有的生活秩序。
由此来看，时刻留心江南社会的安定，实施“清静”之政，讲究“宽恕”“简易”原则的王导，极有可能是考虑到北伐所引发的社会消耗以及秩序混乱，所以才对北伐并不热心。当然这只能是推测。问题是桓温的北伐又怎样呢？
据《晋书》卷九八《桓温传》，永和三年（347年），荆州刺史桓温兴兵讨伐成汉，其时据称是“兵寡少”，采取的是奇袭作战的方式。由此可以判断，这次发兵应不致对荆州社会造成太多负担。之后，永和十年（354年）、同十二年（356年）、太和四年（369年），连续三次北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战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时间不长。例如，第一回用了7个月，第二回5个月，第三次5个月，在较短时期内展开作战，这无疑体现了桓温的某种思虑。其次，动员的人力有限。从其军队构成来看，第一次用的是江陵兵，第二次用的是江陵与徐豫（即所谓北府）兵，第三次用的是京口北府兵。[26]
还需要指出的是，现存史料并无江南豪族、自耕农对桓温北伐有何不满或抵抗的记载。这实际上也就暗示，桓温北伐不同于庾翼、殷浩，没有向江南地方社会寻求过度的负担。尽管如此，下面一条史料似与上述推断相抵触。《晋书·桓温传》载云：(https://www.daowen.com)
发州人筑广陵城，移镇之。时温行役既久，又兼疾疠，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
桓温第三次北伐，徐州、兖州的民众对此表现出了不满。[27]如何理解这里的“州人”二字呢？
日本学者安田二郎先生对此有一个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兖州为侨州，因此所发民丁当全为北方侨民；徐州虽保有部分实土，但实际能够掌控的只有淮水以南的广陵郡或临淮郡南部，所以此处“州人”，即便不排除当地编户在内，但南下居于徐州境内的侨民必定属于主要征发对象。[28]
据此可知，“百姓嗟怨”固然反映出桓温过度利用南渡流民的一面，但撇开江南、江北的地域之别不谈，同时也说明，面对江南原有的社会秩序以及民众生活，桓温的方针仍在于优待，尽量避免对其造成混乱。例如前面曾提及，桓温第三次北伐所动员的兵士，正是由徐州京口流民组成的北府兵。后来到谢安执政时期，指挥晋军抗击前秦的谢玄，也同样动员设置在晋陵郡的徐、青、兖三侨州民众作为援军。[29]
这些都说明，当组织北伐或抵抗强敌入侵时，征发来自北方以及居于江北的侨流民众，或组成军队或发其力役，是桓温与谢安执政所共通的一项方针。重视江南地方社会的态度，在二人身上由此可见一斑。
回头再论王导与桓温之间的关系。至少从对待北伐的态度上来看，二人有明显不同。但是，就尊重和维护由豪族、自耕农民构成的江南地方社会这一点而言，他们之间并无差别。在我们看来，既然现有史料并无江南社会对桓温的政治手法、政治方针有何不满或采取抵抗的记载，就似乎可以把桓温与庾翼、殷浩之政区别开来。[30]
以上通过“土断”与北伐政策，分析了桓温之政与江南地方社会的关系。由于史料有限，所以叙述中夹杂了一些推测成分在内，为了加强上述观点，最后还想举出三点作为旁证：
其一，兴宁元年（363年），极有可能是在桓温的主导之下，将当时的田租减至每亩二升。后面将要谈到，从该政策中特别受到恩惠的，是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的江南豪族。其二，桓氏一门中，同样可以看到重视江南地方社会的政治姿态。《晋书》卷七四《桓彝传》载，温父桓彝过江后与王导保持深交，对王导的政治方针也极力赞成，其为政“在（宣城）郡有惠政，为百姓所怀”；同卷《桓彝附子冲传》载，温弟桓冲“性俭素，而谦虚爱士”；《晋书》卷九八《桓温附子伟传》载，温子桓伟“平厚笃实，居藩为士庶所怀”；《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载，温子桓玄重用会稽郡余姚县大豪族虞啸父等人，任为征东将军、会稽内史。第三，根据学者的研究，桓温之母孔宪出身江南大豪族会稽山阴孔氏。[31]
以上三点，或可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桓温政治与江南地方社会之间的融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