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史学的理论构造

与注重实证以及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一样，构成谷川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个史学体系中贯穿着极深的理论框架。有学者评价谷川史学实际上是一门历史哲学，此言非虚。[14]在我看来，这应该说是谷川积极运用哲学以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结果，其具体反映在以下几点上：

首先，谷川坚信中国史有着自己内在合理的发展过程，并且始终一贯地追寻这一发展的规律。众所周知，孟德思鸠、黑格尔、马克思提出过中国无进步历史的观点。针对此，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分成两派进行时代分期的论争，但在认为中国史并非停滞而是有规律性前进这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一方是以唯物史观证明中国史与欧洲一样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历史，而另一方则用文化史观认为中国史与欧洲虽有共通之处，但基本上是沿着自己固有的发展规律前进的。对于前者亦即历史学研究会，谷川虽然严厉批判其无视中国社会的特性，但同时也注意吸收唯物史观重视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特点；对于后者亦即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以来的京都学派，谷川在予以全面继承的同时，又通过共同体这一理论来概括中国史固有的发展规律，这就发展了京都学派从与欧洲各种文化现象的对比中来把握中国史特质的观点。对唯物史观和文化史观予以批判地继承，纳唯物史观于文化史观之中，这就形成了谷川史学独自的理论体系。

其次是共同体论的提出。战后在唯物史观的支配下，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一般用阶级支配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把握历史的发展，站在这一立场上当然就强调把人与人结合在一起的是物质占有与物质支配。可是如前所述，这一理论不但无法正确理出中国史发展的脉络，相反还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针对此，谷川指出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论理上来看，共同体都是先于阶级而存在的，阶级只是共同体内部矛盾的产物；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共同体在本源上始终是包含并超越阶级而存在的。因此，当用阶级的观点不能完全说明中国史的特征时，就应该追根求源从共同体论的观点上重新理解中国史。很清楚，对于谷川来说，提出用共同体去探索中国史的内在发展规律实际上也是他对唯物史观的批判与继承，同时这也深刻地体现了谷川史学所具有的历史哲学思想。(https://www.daowen.com)

再次，重视人的伦理精神。共同体反映的是人与人的结合形态，可是既然阶级支配以及物质主义不能抓住中国史的特性，那么当然就要从精神领域来考察将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契机。这里谷川主要采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韦伯认为不能只从表面来看社会集团，而应该从社会集团的内面，站在促使集团形成的人的伦理精神以及心情的角度来理解其本质。这一观点为谷川吸收后，成为他分析共同体结构特征的有效方法。比如在强调豪族共同体的伦理性时，谷川就曾作过如下论述，即在资本主义形成初期，资本家厉行俭约，告诫自己不要奢侈，并将俭约得来的钱财作为资本投资开创新的企业，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的合理精神。而六朝的贵族或豪族也是在极力告诫自己不要走奢侈之道，并把自己财产中的一部分投入到了赈恤等社会救济活动之中。这虽然与企业不同，但通过自我欲望的抑制对社会作贡献的伦理精神却是一致的。在谷川看来，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以广泛的自耕农为主的共同体特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上述这种共生共存的伦理精神始终在得以发扬。[15]按照这一思路，中国历史上阶级对立与共同体的关系，就可以从上述伦理精神的发挥有无上得到说明。从以上可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是构成谷川史学的理论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