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六朝时期，门阀贵族与皇帝权力一起构成了国家权力。当贵族士人根据九品官人法，起家步入政界以后，一般都要作为地方长官或州镇长官的幕僚直接参与地方政治。
我曾经对两晋交替时期风靡一时的所谓“放达名士”作过考察。所谓放达，也就是在日常行动中有着今天所谓放浪形骸的一面。当西晋灭亡，辗转流移至江左以后，这些人物作为贵胄子弟，尽管放达依然，但在出掌地方政治时，却不约而同地被人评为“惠政”“清肃”“能名”，实施了令人称道的政治。用当时的话形容，这些人是“贵游子弟”，现在的话当然是纨绔子弟了。可是就任地方守令时，却显示出了与其名声并不一致的特点，其中原因何在呢？
我的推测是，这些人物在江左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被公认为侨姓贵族第一的太原王承的影响。在以贵族阶层为中心的东晋政界，王承有着极大的感召力。其政治手法号为“政尚清净，不为细察”，这种致力于和谐民政的姿态，当然有其时代背景，但对一般贵族人士的影响不容忽视。[1]
不过，拙撰只是针对放达名士而论，并没有涉及整个东晋地方政治。包括东晋在内的魏晋地方政治，日本学者葭森健介先生曾作过详细研究。在他看来，魏晋的贵族官僚出掌地方政治时，大致有着两种不同的为政方式：一为“清简”，一为“威惠”。所谓“清简”政治，其特点是以“清”“简”等门阀贵族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为背景展开；至于“威惠”政治，则以军事、行政才能为背景，近似于汉代的循吏、酷吏。以下看其具体论述：
“清简”政治以实行简洁政治为宗旨，具体反映为减轻租税徭役，削减政府开支，制定法律章程或执行刑罚时以宽大为怀。在这种方式的管理下，地方民众感觉不到自上而下的压力和束缚，地方社会的负担也由此得到轻减，广大民众可以较为自由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
“威惠”政治呢？是将汉代循吏与酷吏两种手段互为结合的一种方法，主要用软硬两种手段管理百姓。通过武力或严刑等硬力量对可能给地方社会带来混乱的外敌、异民族、叛乱者以及豪强实施打击与抑制；对于民众的生产活动，则通过振兴农业、救济贫民、敦促教化等政策积极干涉，态度鲜明。
永嘉之乱以后，随着华北贵族的南迁，“清简”政治与门阀贵族社会的扩大相适应，渐次渗透到了整个江南地方社会。在此趋势下，“威惠”政治日渐消失，仅见于四周的边境之地。“清简”与“威惠”两种政治相互交替的过程，显示了新兴贵族官僚正在替代继承汉代循吏、酷吏传统的官僚。换言之，“清简”政治的逐渐扩大，实际上与东晋门阀贵族体制的建立互为表里。[2]
不过，上述研究主要以曹魏、西晋的事例作为分析对象，就东晋而言，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https://www.daowen.com)
首先，是对“威惠”这一评语的理解问题。葭森先生的概括是，以“惠”为代表，再加上“德”“恩”“信”等评语，构成了循吏政治的具体内涵，至于“威”字，则多半用来形容酷吏式政治，两者合在一起，便形成“威惠”之政。可是，当我们实际观察东晋地方政治时，可以发现除了“清简”政治以外，“惠”“德”等所谓“威惠”政治仍在相当广泛的范围之内实施，除了边境州郡以外，还分布在江左的一些中心地区。上述事实显示出，“威惠”政治仍然存在于东晋时期，同时也说明，这种为政方式有其现实存在的必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施者当中包括了众多一流贵族。例如，出身名门之家，却在执行“严猛”之政的王彪之、山遐，而出身寒门的南人丁潭、罗友却是“清简”政治的推行者。
确如葭森先生所言，“清简”与“威惠”的区别主要在于为政手法的不同。然而，这两种手法基本上同时出现，而且还屡见于东晋门阀贵族的施政之中，似乎说明两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冲突与驱逐关系。有鉴于此，东晋时期“清简”与“威惠”政治的具体实施状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有必要重新考察。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门阀贵族体制从东晋到南朝经历了极大变化。关于此点，也有不少前人的研究。可是就本章将要考察的地方政治而言，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有关南朝的地方政治问题，可以参考严耕望先生的研究。严先生认为，南朝地方政治中虽然存在着“清廉自守”之政，但实际上更多的却是一种可称为“贪残”的政治，其原因源于州郡以及吏员数的泛滥这一南北朝地方政治结构所产生的矛盾之中。[3]南朝地方政治的这些变化，对我们分析门阀贵族体制显然意义重大。本章对此不拟详述，只是想着重思考南朝地方政治的所谓“贪残”之风在东晋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它与“清简”政治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性。
第三，对于“清简”政治的形成原因，葭森先生注意到了六朝贵族所拥有的“清”的理念。众所周知，东晋是一个主要由华北贵族在异乡江南建立的政权。正因为如此，江南地方社会的安定和支持，对东晋政府而言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加之庞大的北方流民南迁，使得江南社会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面对上述现实，从主体上贯彻自己的理念，推行适当的政策，固然是侨姓贵族的努力方向，但同时也有必要从江南地方社会的制约和影响这一角度来看“清简”政治及其实施状况。当然，这也是从力量薄弱的东晋侨姓贵族与势力强大的江南地方豪族这一对比中所作的推测，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实证考察。
本章拟对上述三个问题作初步探讨，目的在于弄清东晋地方政治的实际状况，并由此探索六朝贵族体制的特质及其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