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司马迁把史学研究的意义概括为“通古今之变”，顾炎武认为史学研究的目的是“通当世之务”，因此探讨治乱兴衰的原因就成为古代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清代以后，由于文化统制，史学转归于史考一途。近代以来，中国史研究的特点是一方面继承清朝考证学的传统，一方面又注意吸收西方的历史方法论，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研究的指标。但是，综观当今的中国史研究，可以说还没有一种理论能真正揭示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点，也没有一种理论能说明中国古代民众的生存原理及其对今天的中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面对这一状况，难道没有必要从根本上对中国史研究进行反思吗？穷60年岁月，既吸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视历史发展普遍性的特点，又批判机械单纯地滥用唯物史观的谷川史学，对当今的中国史研究是有着相当大的借鉴价值与启迪意义的。
[1]关于日本战后的中国史研究概况，请参看［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一编第一章《中国社会与封建制——有关学说史的探讨》，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版，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2]有关内藤史学在西方的影响及作用，可以参看［美］J.A.佛格尔著、［日］井上裕正译：《内藤湖南——政论家与汉学家》，东京：平凡社，1989年日文版。
[3]［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版、1998年增补版，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2011年版。
[4]［日］谷川道雄：《研究生活四十年》，载《东洋史苑》第42、43合并号，龙谷大学东洋史学会，1994年。
[5]谷川“豪族共同体论”的理论架构，请参看前引《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以及《中国中世的探求》，东京：日本エディ夕—スク—ル出版部，1987年版。
[6]参见［日］谷川道雄著、赵永东译：《六朝贵族的家庭生活及在社会政治上的作用》，见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7]关于“豪族共同体论”在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原创性作用，可以参看［日］都筑晶子：《六朝贵族制研究的现状——豪族、贵族、国家》，载《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7，1981年。
[8]谷川所著《世界帝国的形成》一书便是基于“共同体”论的理论框架，对东汉至隋唐时期的历史演变所作的通史式描述，可参看。［日］谷川道雄：《世界帝国的形成》，东京：讲谈社现代新书，1977年版，耿立群译，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版。
[9]本节主要参考了［日］谷川道雄著、胡宝华译：《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造》，见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https://www.daowen.com)
[10]参见前引《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国中世的探求》。另，谷川还有一本著作《中国史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与历史的对话记录》，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3年版，也特别诠释了中国文明的现代意义。
[11]《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140页。另请参看本书《序论》第二节。
[12]有关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的中国史研究特点，请参看［日］谷川道雄：《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史论——以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为中心》，见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3]［日］奥崎裕司：《从中国史到世界史——谷川道雄论》，东京：汲古书院，1999年版。另请参看胡宝华先生对此书撰写的书评：《奥崎裕司〈从中国史到世界史——谷川道雄论〉》，见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14]马彪：《狷介书生谷川道雄——一位日本学者对中国中世的探索》，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12期；同《超越战后日本中国史学模式的谷川史学》，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
[15]［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日本中国史研究中的共同体问题》，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2年版。
[16]参见李文澜：《共同体理论：解释中国“人”的历史——试论谷川道雄先生的历史观》，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4年版，后收入其著《文澜存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