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西晋末，“八王之乱”最为惨烈的永嘉元年（307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率领少数随从来到江南。318年，愍帝死讯传至江南后，司马睿在建康即位，是为元帝。东晋的建立，不仅意味着晋王朝在江南之地得以复兴，而且也为其后近300年南北相持的局面拉开了帷幕。

包括东晋在内的六朝，是门阀贵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在本书第一编中，我们通过探讨乡论、乡品与门阀贵族体制之间的关系，认为门阀贵族所获得的地位有着并不依靠皇帝权力的侧面，而且这种特点还是魏晋南朝共通的现象。也就是说，植根于地方社会并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是六朝贵族具有自律性特征的根本原因。

但是，门阀贵族除了具有这种社会性、自律性特质以外，还有进入王朝，持续占据高官高位的特点，他们与皇权一起构成了国家权力。本编第一章，对东晋初期的国家权力作了分析，指出皇权具有的权威与门阀贵族拥有的政治、军事实力是东晋国家权力的基本构件，两者之间呈现出了分权态势。与此同时，东晋的国家权力又建立在江南地方社会之上，没有后者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就犹如浮萍一般，毫无所据。因此可以说，东晋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也是一种分权体制的反映。东晋初期，元帝司马睿、贵族王敦试图突破这种体制，结果都遭到失败。由此可见，江南地方社会在东晋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经过王朝初期的动荡，东晋政权逐步走向安定。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建国第一功臣琅邪王导。《世说新语·言语》注引邓粲《晋纪》云：

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

从司马睿镇守江南开始，再到承继大统，王导始终为其出谋划策，在东晋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关于王导在东晋的地位、为政的特点等等，前人已从各个层面进行了探讨。其中，田余庆先生有这样一段评价：

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1](https://www.daowen.com)

王导作为紧握王朝大权的侨姓贵族，究竟推行了什么样的政策，制定了什么样的政治方针呢？对此，田先生基本认同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的观点，即司马睿与王导过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力笼络江南豪族，协调南北门阀士族的利益。无独有偶，日本学者之中也有相似的看法。例如，冈崎文夫先生很早就有一个概括：

东晋王室在建康开基以来，并没有像过去那样行使独裁的权势，它在北来强族与江南土豪之间起到了某种内在连接的作用。东晋第一流的政治家，如王导、谢安等，对此状况了如指掌，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宽治的方针。[2]

据此可知，东晋初期之所以没有形成皇权主导的体制，是因为“北来强族”（亦即侨姓门阀贵族）与“江南土豪”（亦即江南豪族）的存在，而这也是王导、谢安推行“宽治”方针的背景所在。或许受到这一思路的启发，川胜义雄先生后来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

大体而言，东晋的贵族政治是如王导、谢安所代表的那样，细心维护各个势力之间的平衡，从中做出调整，使这些势力能够自如地发挥作用的方法。“（谢）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这一评价实际上也就概括了上述政治运营的手法。对于固有势力的基础还十分薄弱的北来贵族政权来说，要维持作为统治者的优势，最好的办法就是作为调整者周旋其中，除此以外，再无别的方法。[3]

从东晋前期的王导到中后期的谢安，东晋贵族政治的特点是“宽治”或“调整”，其因在于东晋政权固有势力的基础十分薄弱之故。所谓“宽治”或“调整”，也就是不去激化门阀贵族、江南豪族等各种势力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但如此，还巧妙地对之加以利用，使他们为王朝建设发挥力量。

“笼络”“宽治”“调整”等等，都是对王导施政特点的一种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这样一种政治姿态与门阀贵族个人的意识或精神之间有何关联呢？也就是说，从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同时，对门阀贵族个人的伦理精神、价值意识也应予以关注。众所周知，王导是东晋乃至整个六朝贵族的代表性人物。在他身上，除了政治家的一面之外，显然还拥有六朝贵族所特有的价值观和伦理意识。将两者结合起来观察，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六朝贵族政治的认识。

本章依据上述前辈学者的观点，首先从“宽治”“调整”的角度具体分析王导的政治及其特点。其次，再看王导的政治行为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贵族精神和意识，而这种精神与六朝门阀体制、江南地方社会以及东晋国家权力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简言之，贵族政治、门阀社会的形成与贵族伦理精神之间的关系，即为本章着重探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