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与东晋皇帝权力的建立
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首都洛阳为匈奴刘聪攻陷。318年，最后一位皇帝愍帝为刘聪所害。同年，避难江左的侨姓贵族拥戴琅邪王司马睿，建立新的政权，即东晋。元帝司马睿为东晋第一代皇帝。司马睿（276—322年），字景文，祖父琅邪王司马伷，是晋王朝事实上的始祖司马懿之子。不过从晋武帝司马炎（司马懿孙）那里看，司马睿只不过是一个旁系皇亲而已。[6]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提高自己的权威，得以在异乡的江南开辟新王朝的呢？本节首先探讨这一问题。
光熙元年（306年），在西晋外戚与宗室之间爆发的“八王之乱”历时近15年，以东海王司马越的胜利宣告结束。[7]据《晋书》卷五《怀帝纪》，翌年，即永嘉元年（307年）三月，掌握朝廷大权的司马越，采纳西晋初实施的宗王出镇之制，自镇许昌，同时遣其胞弟司马略、司马模、司马腾三人各据地方重镇。作为这项政策的一环，在“八王之乱”之中追随司马越的司马睿，经谋臣王导的策划，于同年七月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出镇建邺（后改为建康）。
上述派遣宗室诸王据守重镇的制度，实际上即是采取封建的方式，以之为藩屏，与中央遥相呼应。[8]司马睿来建康，就肩负着这一使命。具体而言，有两个目的：将南方丰富的米谷运往北方，支援陷于四处征战之中的司马越军；[9]负责牵制坐拥强兵的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这一点更为重要。《晋书》卷六一《周馥传》载，周馥“以东海王越不尽臣节，每言论厉然”，对司马越持批判的态度，二人关系形同水火。永嘉四年（310年），周馥上奏奉迎怀帝迁都寿春的计划，更是让司马越激怒不已。[10]于是司马越、司马睿联手向周馥发起攻击，将其击破。[11]
但是对司马睿来说，出镇江南绝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江南地区在两晋之际的特殊地位。太康元年（280年），孙吴政权为西晋所灭。其后虽历二十余年，江南之地因“吴阻长江，旧俗轻悍”而出现“吴人趑雎，屡作妖寇”的状况。[12]不过，这实际上也和西晋政府的政策取向大有关联。自夺得江南以来，王朝方面基本上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并没有实施什么有效政策。在这块近乎半独立之地，拥有指导性地位的并非西晋政府派遣的地方官长，而是孙吴以来便君临此地的地方豪族。[13]
作为年轻的皇族，307年出镇此地的司马睿本人，据说还是“威名未著”，[14]“名论犹轻”。[15]一句话，虽贵为皇亲，但还不具备镇守地方的资历和威望。而且，就纷乱时期最为有效的武力来看，尽管司马睿以宗王出镇的形式来到建康，但由其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却几乎接近于零。[16]也就是说，除了中央政府的任命这张招牌以外，司马睿手中并无可供掌控江南地方的有效权威与实力。《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对他初到建康的情景，作了一番颇有深意的描述：
（元帝）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
将这里的吴人理解为江南地方豪族，或许并无不妥。按照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的观点，面对周馥与司马睿这两支由中央派遣且互为敌对的势力，他们需要观望一段时间后才能做出取舍判断。[17]不过这条史料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三条信息：首先，司马睿初到江南时并无足够的权威与武力，为此受到当地豪族的冷遇；其次，江南豪族有着足以轻视宗王的资本；其三，在应对来自国家权力的统治时，江南豪族内部有一定的统一性与自主意识。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尽管经历了上述初镇江南时的尴尬，但是10年之后，司马睿却登上了帝位，成为东晋开国的皇帝。一介藩王的他之所以得继司马氏帝统，其中原因在于华北局势的激变。[18]
“八王之乱”既削弱了西晋国力，也给晋王朝带来了一个异常严重，并给予其致命一击的事态，这便是北方胡族群的相继南侵。其中，尤以匈奴刘渊、羯族石勒率领的军队最为彪悍勇猛，成为司马越心腹之患。永嘉五年三月，越在内忧外患中忧郁而死。六月，首都洛阳陷落。313年正月，怀帝为刘聪所杀。同年四月，秦王邺（愍帝，武帝孙）于长安即位。316年国灭。华北局势一步一步恶化的同时，另有一个值得注目的事态发生，这就是武帝的直系子孙几乎死亡殆尽。[19]此时，远在江南的琅邪王司马睿，逐渐受到天下的瞩目。
311年洛阳陷落之后，司空荀藩等人飞檄天下，推司马睿为盟主，抗击胡族。从此，司马睿的名字为天下所知，其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全国范围的认同。据《晋书》卷六《元帝纪》，316年十一月愍帝降于匈奴，翌年六月，司空刘琨、鲜卑左贤王段匹䃅联合在北方抗战的西晋大臣180人向司马睿上书，敦请其即位。[20]在这篇上书中，特别强调“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宣帝司马懿的嫡传子孙，至此只剩司马睿一人。这种特殊身份，成为抗战大臣联名劝进的主要理由。[21]
除了血统以外，大规模的士庶南迁也对司马睿继承帝统起到了推动作用。《晋书·王导传》载：“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据学者估算，永嘉年间的战乱导致前后约90万人的北方难民背井离乡，流寓江南。[22]其中，贵族士人不在少数。《北齐书》卷四五《文苑·颜之推传》：“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的这句话，清楚说明贵族士人是追随晋室亦即司马氏帝室来到江南的。而那时，能够代表晋室司马氏，将汉民族重新凝聚起来的，除了司马懿唯一的后胤司马睿之外，又有谁能做到呢？《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载前秦太子左卫率石越的一句评语：
晋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遗爱犹在于人。
据此可知，当时的司马睿凭其帝统身份成为丧乱之际稳定民心的纽带。无论权威还是名分，与出镇当初的“威名未著”“名论犹轻”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作为皇权核心的天子，如果自身不具备一定的资质与政治能力，终究无法应付那错综复杂的乱离时代。下面，我们从南渡之前的活动经历中，对司马睿的资质与能力稍作观察。
“八王之乱”爆发的元康元年（291年），其父司马觐死去。年仅15岁的司马睿袭爵琅邪王，并以员外散骑常侍奉职于朝廷。据《晋书·元帝纪》，这时的他“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沉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为不致卷入权力之争，显出一种恭谦韬晦的态度，所以时人似不曾注意到他。然而，以善于甄别人物而著名的侍中嵇绍却认为他“异”，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识破了其与众不同之处。如果再将这一评价与他“幼有令问”的特点合而观之，就可以基本判断：司马睿实际上是一位志向颇高，善于审时度势的人物。
可是，身处宗室同类引发的大争乱中，作为帝室一员，又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永宁元年（301年），惠帝叔祖赵王司马伦掌权，处事横暴。对此心怀不满的司马睿与名士陆机一道逃离洛阳，并于永兴元年（304年）加入东海王司马越阵营。不久，作为左将军参加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的战斗。然而在荡阴遭遇惨败，司马睿极为艰险地逃脱至邺，但叔父司马繇终为颖所害。
或许因为这份经历，司马睿逐渐得到司马越的信任，被授予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负责留守司马越的根据地徐州。307年，得司马越指示，出镇江南。(https://www.daowen.com)
由上所述，青年司马睿的成长过程始终与“八王之乱”相随。在这场政治大混乱中，无论政治经验，还是阅读时局的能力抑或待人接物的态度势必受到磨炼。那么，作为尔后东晋皇权的建立者，渡江之后的司马睿又展现了什么样的为政态度和政治手腕呢？
《晋书·元帝纪》描述他“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己待物”，应该说这种性格在东晋建国过程中是发挥了作用的，因而受到史家称赞。《世说新语·规箴》引邓粲《晋纪》记有以下一事：
上身服俭约，以先时务。性素好酒，将渡江，[23]王导深以谏，（元）帝乃令左右进觞，饮而覆之，自是遂不复饮。克己复礼，官修其方，而中兴之业隆焉。
励行俭约之治，[24]勤于政务，虚心纳谏，司马睿的宽仁与大度，跃然纸上。《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亦云：
时王氏为将军，而（诸葛）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谓（元）帝善任一国之才。
此为司马睿311年任镇东大将军时事。对追随自己渡江而来的琅邪王国士人量才录用，展示了其用人之才。
除重用南渡贵族以外，对出身江南的豪族也适当加以擢用。据《晋书》卷六八《顾荣传》，初到江南，便采纳王导的建议，征召江南豪族入自己的安东将军府。其中，尤以军司顾荣，最受尊重，“凡所谋画，皆以咨焉。荣既南州望士，躬处右职，朝野甚推敬之”。不但如此，对顾荣所举江南之士也都一一晋用。对此时的司马睿，后来与其反目的王敦曾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晋书·王敦传》云：
陛下昔镇扬州，虚心下士，优贤任能，宽以得众，故君子尽心，小人毕力。
从上引纳谏、用人的例子来看，这段评语似非虚言。
胡族驰骋，北人被迫南迁。在人口移动的巨浪冲击下，江南社会虽有各种冲突和矛盾，但南人、北人基本上能团结一致，共建晋室。而这一切，如果离开司马氏皇权的号令与权威，几乎无法想象。《晋书·王导传》载：
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群臣及四方并劝进于帝。时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心，敦惮（元）帝贤明，欲更议所立，导固争乃止。
南北势力交错，形势险峻的局面中，司马睿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透过“贤明”一语，我们还可以推测，晋室重建，与司马睿大力推行德政的努力也密不可分。
以上，从司马睿个人的经历、为人、为政的特点等方面，探讨了东晋皇权的建立过程。渡江当初，人望、名分、资历均不足可资的司马睿，最终得继大统，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胡族兴起的背景下，司马氏帝室几乎死亡殆尽，中原陷入异常纷乱之中。此时，作为司马懿唯一嫡传子孙的司马睿受到了天下瞩目，并逐渐获得号令天下的权威和名分。其次，从内层要因来看，司马睿个人的性格以及南渡之后的种种善政之举，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待。他恭俭纳谏，擢用贤才，获得了“贤明”之誉。显然，司马睿在重建晋室和稳固皇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