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人心”考
号称“民望”的庾亮，为什么单单对上述人物必欲除之而后快呢？田余庆先生对庾氏兄弟处心积虑消灭桓宣的原因，作了如下两点分析：“一方面是桓宣所处的襄阳，其战略地位使处荆州的庾氏深怀戒惧，一方面是出于士族人物不放心流民帅的根深柢固的偏狭心理。”[26]田先生的这一解释，对上述遭庾氏排挤的诸种人物也基本适合。这些人一方面或手握强兵劲卒或雄踞地方，都有功于晋室；另一方面又基本为同一个阶层出身，较庾氏所处的侨姓贵族阶层为低。因此就庾氏的门阀贵族立场来看，对其难以放心，欲加以制约或剪除，理所当然。
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两个方面分析“任法裁物”的推行原因。
其一是庾亮个人的性格。据《晋书·庾亮传》，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俨，莫敢造之”，这种端正方俨或者说是有某种“洁癖”性格的人，对于己所不能容的物或事，极有可能采取较为激进、排斥的态度。前述在处理苏峻问题时，面对苏峻的再三申述以及王导、卞壸、诸朝臣的极力劝阻，庾亮都一概不听，执意孤行，就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性格。《世说新语·轻诋》谓，“深公（竺法深）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也颇有讥讽庾亮心胸不宽之意。所以说，除了作为门阀贵族不放心流民帅的根深柢固的偏狭心理以外，庾亮不能宽宏待物的个人性格似也是推行“任法裁物”政策的一个原因。
其二，庾亮积极报国的态度，也促成了这一较为偏激的为政风格。《晋书·庾亮传》载苏峻之平后，庾亮上疏成帝自责云：
臣凡鄙小人，才不经世，阶缘戚属，累忝非服，叨窃弥重，谤议弥兴。皇家多难，未敢告退，遂随牒辗转，便烦显任。先帝不豫，臣参侍医药，登遐顾命，又豫闻后事，岂云德授，盖以亲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实以田夫之交犹有寄托，况君臣之义，道贯自然，哀悲眷恋，不敢违距。且先帝谬顾，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轻，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谅闇，先后亲览万机，宣通外内，臣当其地，是以激节驱驰，不敢依违。虽知无补，志以死报。而才下位高，知进忘退，乘宠骄盈，渐不自觉。进不能抚宁外内，退不能推贤宗长，遂使四海侧心，谤议沸腾。祖约、苏峻不堪其愤，纵肆凶逆，事由臣发。社稷倾覆，宗庙虚废，先后以忧逼登遐，陛下旰食逾年，四海哀惶，肝脑涂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斩之，屠戮之，不足以谢祖宗七庙之灵；臣灰身灭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责。臣负国家，其罪莫大，实天所不覆，地所不载。
庾亮首先强调自己“阶缘戚属”，也就是以外戚身份辅政，因而“谤议弥兴”，非议者有之。外戚身份，是庾亮及其家族始终引为骨鲠的问题。太宁初，明帝即位，以庾亮为中书监，庾亮专门上《让中书表》，通篇陈述外戚之家，不宜当重任，表明了自戒的态度。但同时也说明身处外戚，对他形成的巨大压力亦非等闲。在上文中庾亮接着又强调，自己之所以未能急流勇退，乃是因为“皇家多难”。加之与明帝“情同布衣”，且又“豫闻后事”，因而“感遇忘身”。至成帝“亲览万机”时，自己身为辅政，因此“激节驱驰”“志以死报”。这就可以看到，于公于私，庾亮的内心都怀有奋力为国的志向。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征召苏峻时，庾亮所举出的理由是行“晁错劝汉景帝早削七国事”；到后来谋废王导之际，庾亮着重批判了王导“不稽首归政”，致使天子之坐“有位无人”，因而致笺郗鉴，称自己与郗鉴“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不除王导“何以见先帝于地下”，并指出这才是“安国家，固社稷”之道。正是因为要极力维护朝廷，所以才欲效仿晁错劝汉景帝削七国事，也正是为了“志以死报”朝廷，所以才欲清除有超越天子之势的王导。应该说，苏峻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但这种激进的政策，马上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如庾亮自己在上文中反省云：“进不能抚宁外内，退不能推贤宗长，遂使四海侧心，谤议沸腾。祖约、苏峻不堪其愤，……”
前面曾经谈及，庾冰为政“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勤尽人事”，临终前“恨报国之志不展”。庾翼为政“每竭志能，劳谦匪懈”，并志在“欲以灭胡平蜀为己任”。但是，他们实施的诸种政策却是搞得“天文错度”“百姓嗟怨”。这些似乎说明，庾亮及其兄弟因外戚而当执政之任，急于消除四周的谤议，因而积极推行各种志在巩固朝廷的激进政策，其具体表现便是消除威胁朝廷的各类势力。从这一角度而言，“任法裁物”甚或“威刑”可以说是庾亮兄弟积极维护国家权力下的产物。[27]
总体来说，以咸和年间当中枢之任为界，庾亮的为政特点有着前后不同。
在此以前，无论针对元帝伸张皇权的举措、王敦欲独吞江左的叛乱，还是面对纠弹放达名士的呼声以及宗室势力的抬头，庾亮采取的都是断然反对的态度，并积极行动，予以阻止。这些可以说是他取得的主要政治成就，也是获得“民望”之誉的主要原因。在第一节中，我们曾引用田余庆先生的研究，论述东晋政治结构的特点在于“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只有如此，才能保持政局的平衡和秩序。庾亮的种种政治努力，其实都是在试图维持这种平衡。
但是，在咸和以降，他的政治方针转向“任法裁物”。对流民帅苏峻、祖约、桓宣、南方寒人陶侃以及北人武将赵胤、贾宁；两个弟弟庾冰、庾翼针对江南地方豪族，实施了一系列排挤、打压的政策。其结果，用当时人的话说是“失人心”。
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是中国历代王朝及为政者们的终极目标。在东晋，中央集权或者说国家权力表现为门阀贵族与皇权的共治。庾亮兄弟作为权臣，不仅没有破坏这一政治格局，相反还积极维护皇权与门阀贵族之间的平衡。但是，也正是这种积极，反倒促使庾氏兄弟忽视抑或说轻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便是支撑上述政治格局的江左社会结构。
东晋立国，政治上是皇权与门阀贵族共治，但是在社会上必须要得到江南地方豪族、寒门以及北来武将、流民等势力的支持。南方寒人出身的陶侃在东晋建国过程中立下的功勋，史有明证，无用赘言。再看苏峻、赵胤等流民帅与北人武将，实际上也都是愿为东晋效死力的人物。[28](https://www.daowen.com)
譬如苏峻，到江南不久，即平魏坚之乱。王敦第二次起兵，曾专门派峻兄说服峻，但峻不从，始终忠于朝廷，所以明帝才对其寄以托付之任。用苏峻自己的话说“往者国危累卵，非我不济”，[29]这确是事实。
赵胤也是如此，其父赵诱与兄龚在东晋初年辅佐王敦经略荆州，并以身殉国。赵胤本人也因战功卓著，而被王导引为从事中郎。前面看到，南顿王宗反时，胤杀宗，得王导、庾亮倚仗。[30]苏峻之乱时，又在卞壸率领下与叛军大战于西陵，有平乱之功。[31]咸和七年（332年），石勒来侵，又作为东晋将领，搏杀于疆场。[32]可以说为东晋立下了汗马之勋。
尽握“江东之实力”的江左豪族，其作用更为巨大。这里仅举一例，来看其势力之强。苏峻乱起时，江南豪族不约而同地站在支持朝廷的一方，并在乡里聚集“义军”“义兵”，奋力抗战。《晋书》卷七八《陶回传》载：
陶回，丹阳人也。……司徒王导引为从事中郎，迁司马。苏峻之役，……回还本县，收合义军，得千余人，并为步军，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韩晃，以功封康乐伯。时大贼新平，纲维弛废，司徒王导以回有器干，擢补北军中候，俄转中护军。
《晋书》卷七六《张闿传》载：
张闿字敬绪，丹阳人，……苏峻之役，闿与王导俱入宫侍卫。……闿到晋陵，使内史刘耽尽以一部谷，并遣吴郡度支运四部谷，以给车骑将军郗鉴。又与吴郡内史蔡谟、前吴兴内史虞潭、会稽内史王舒等招集义兵，以讨峻。
同卷《顾众传》云：
顾众字长始，吴郡吴人，……苏峻反，王师败绩，众还吴，潜图义举。……众乃遣郎中徐机告（蔡）谟曰：“众已潜合家兵，待时而奋。又与张悊克期效节。”谟乃檄众为本国督护，扬威将军仍旧，众从弟护军将军飏为威远将军，前锋督护。吴中人士同时响应。
陶回、顾众、张闿都属于江南地方豪族中的代表性人物。上面所见的所谓“义军”“义兵”“家兵”，都不是正式的军队，但一旦有事，便能在他们的领导下迅速集结并克敌制胜，由此可见江南豪族在地方社会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33]
面对上述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结构，应如何综合判断，并制定出适宜的政策，就是摆在为政者前面的一项重要政治课题。
与王导一道，致力于维持东晋政治结构平衡与稳定的庾亮，在江南社会的结构面前，做出了与王导截然不同的判断。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庾氏完全忽视这一社会结构。庾亮征召苏峻以“晁错劝汉景帝早削七国事”为由，就说明他清楚地知道苏峻势力之大。庾翼在欲北伐时，也说自己是“辄发良人，不顾忿咎”，即已经预料到了来自豪族的责难。[34]毋宁说，正是因为意识到了眼前高耸的社会结构，所以才以“任法裁物”“威刑”这类较为激进的政策，试图对各类能够威胁朝廷的势力加以制约和打击，最后达到突破或解决这一结构的目的。从结果来看，庾氏一门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相反还获得了“颇以此失人心”的评价。看来，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同时把握，应是理解东晋政治决策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