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土断”
哀帝兴宁二年（364年），在得到门阀贵族社会及其舆论的支持下，桓温推动“省官并职”政策，改革中央人事。[12]
紧接着，便大规模实施“土断”。《晋书》卷八《哀帝纪》兴宁二年三月条载云：“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其结果，按《宋书》卷二《武帝纪中》所载刘裕的话来说，取得极大成功，充实了东晋的国力。即：
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有关“庚戌土断”的详细情况，前人有考，这里不再介绍。[13]相比较而言，万绳楠先生的一个观点值得重视。也就是东晋最初的“土断”在咸和年间（326—334年）由王导主持，因此也可认为桓温的政策有继承王导的一面。[14]不过，即便咸和年间王导确实主持实施了“土断”，但在现存史料极端欠缺的情况下，仍无法获知其中详细。[15]所以，必须从另外角度分析桓温“庚戌土断”与王导政治的关联性。
针对“土断”的研究，尽管有不少分歧，但大致可作如下概括：所谓“土断”，就是将避难江南的华北流民著录于国家户籍之上，然后以此为基础，开展课税、征役。[16]
永嘉之乱导致华北人民大量南迁。东晋政府为安抚这些流民，起初似免除了他们的租税、力役。[17]与此同时，考虑到众多流民蜂拥而至，势必给江南社会的既成秩序带来冲击，因此又命大部分流民居于边境地区。[18]
然而，东晋立国于江南之地，要维持国家机能，必然向江南社会的民众征收赋役。既然流民免除了赋役之征，这一负担自然也就落到江南的豪族与自耕农民身上，因为他们才是国家的正户。当王朝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如后述的北伐时，往往会过度征发租税与力役。此时，不堪重负的自耕农民只好逃离户籍，其中大部分以“奴”与“客”的身份依附于豪族，受其庇护。
面对这种状况，东晋政府有时采取不征发自耕农，代之以发“奴”或“客”的方法。所谓“奴”“客”，如前所述，属于江南豪族的私附。那么这种政策，当然会遭到豪族以及这些依附民的不满和抵抗。
我们曾经分析过，元帝司马睿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局面。尽管受到天下的拥戴，君主权威日渐高涨，但当他试图通过征发豪族私附组成亲帝室军队，加强皇帝权力时，马上遭遇到江南地方社会的抵抗。结果是门阀贵族王敦利用后者的不满，起兵东向，最终酿成司马睿的悲剧。[19]
“土断”，正是处理这种两难之境的政策。针对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的北方流民，著籍编户，然后以此为基础征收租税与课役。这样既能增加王朝的财政收入，同时又可以减轻江南自耕农民以及江南社会的压力和负担，当然也可以消除江南豪族的不满。“土断”的目的，应该说一举数得。[20](https://www.daowen.com)
不过，“土断”政策还暗含另外一个目的，这就是防止流民的“浮浪”化或依附于豪族（多数情况称作“藏户”）。这里自然会有一个疑问：果真如此，拥有大量“藏户”的江南豪族，是否在“土断”政策下受到打击呢？在思考桓温之政与江南地方社会的关系时，这是一个亟需澄清的问题。
前面提到，王导在是否搜检“奴”“客”等豪族依附民的问题上，一贯持反对态度。那么，桓温又如何呢？对此我们的见解如下：
首先，能够反映“庚戌土断”与“藏户”关系的史料，只有一条。即《晋书》卷三七《宗室·彭城穆王权传》：
会庚戌制不得藏户，（彭城王司马）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
以“藏户”之罪而遭拘捕的，并非江南的豪族，而是身为帝室一员的彭城王司马玄，这一事实极为重要。考虑到桓温对帝室司马氏政权心怀“篡夺”之心，二者之间关系紧张，在此可作一个推测：桓温在实施“土断”的同时，又以此为借口，行打击帝室，削弱其权势之实。
其次，退一步说，仅仅五户“藏户”就被视为违法，或者说桓温欲通过“土断”解决江南豪族的“藏户”问题，那么拥有“藏户”数量最多的江南豪族，肯定要成为该政策的主要打击对象。然而，现存史料并无桓温搜检江南豪族“藏户”的任何记载。对此现象，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尽管颁布了“不得藏户”的禁令，但“庚戌土断”的重点在于整顿北方流民。其中或许有借此压制宗室的一面，但并无与江南豪族对决之意。
由此来判断，桓温实施“庚戌土断”的主要目的还是将北方流民著籍编户，并非针对江南地方社会。也只有如此，才能理解万绳楠先生所论王导“咸和土断”与桓温“庚戌土断”之间的继承性与共通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桓温与江南地方社会的关系从其主导的北伐之中，是否也能窥其端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