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豪族问题
“清静”政治广泛见于东晋时期，这一点值得关注。在此，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东晋建立的社会地理环境。我们反复提及，在军事、经济方面毫无实力可言的侨姓贵族之所以成功建立王朝，其中关键是得到了江南地方豪族的支援。[21]正因为如此，东晋王朝在面对豪族，以及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地方社会时，必然需要采取慎重态度。“清静”政治的实施，与此也大有关联。
前面已述，“清静”政策或许能够缓和民众的逃亡，但并不能根绝这一现象的发生。那么，逃亡民众究竟去向何方呢？《晋书》卷七三《庾亮附弟翼传》云：
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翼表陈东境国家所资，侵扰不已，逃逸渐多，……
这是民众逃亡至南方的例子。《晋书》卷八五《刘毅传》，载东晋末江州都督刘毅描述江州民众的逃亡情况时说：
（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厘改，则靡遗之叹奄焉必及。
民众逃亡“不避幽深”，可见他们所处状况之悲惨。不过，除了远方地区成为民众逃亡之所以外，大部分逃亡者最终选择的是寄身于豪族处。《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南兖州”条云：
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
这里虽说的是流民，但实际上整个东晋南朝，逃亡编户几乎全都归于豪族，这一点学术界似已达成共识。[22]所谓豪族，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地域性以及拥有大量的依附民。何兹全先生认为，三国以降，投靠豪族的依附民在数量上应与整个编户数大致相当，某个时期甚至超过了后者。[23]依附民与编户的数字对比是否果真如此，当然还可以作进一步探讨，但至少说明六朝豪族之所以有着异常强大的力量，其对民众的巨大吸引力和保护能力，不容忽视。
然而，尽管在地方社会拥有巨大影响力，豪族仍然还是编户之民。所以除了豪族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外，还应该关注作为逃亡民众投身之所的豪族与贵族政治之间的关系。据《晋书》卷八八《孝友·颜含传》：
豫讨苏峻功，封西平县侯，拜侍中，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导叹曰：“颜公在事，吴人敛手矣。”未之官，复为侍中。
颜含针对吴郡“权豪”也就是地方豪族的态度，被宰相王导形容为“吴人敛手”，可谓严厉。但是从王导的语气来推测，他是不太赞成此举的。(https://www.daowen.com)
本书第二编第二章以较详细的篇幅，介绍过王导的“清静”政治。所谓“清静”，包含“宽恕”“简易”等评价，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积极擢用江南豪族，默认他们在江南社会具有的统治力，这一点与前述东晋地方政治中的“清静”之风完全一致。陈寅恪先生曾经明确指出，王导之政的最大特色就在于笼络江南豪族。[24]由此来看，颜含最终没有到吴郡赴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豪族问题的另一个焦点就是征发依附于豪族的奴、客，使之成为国家编户，课以赋役。前面已经说过，维持东晋国家的编户是有限的，所以征发豪族的依附民自然成为一项政策。例如，太兴四年（321年），元帝司马睿为提高自己的权威，试图削弱贵族王敦的势力，于是临时设置两个军府。为了充实军府，便开始征发江南豪族的奴与僮客。结果却是遭致豪族的激烈反击，促使他们转而与王敦合作，成为司马睿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25]《晋书》卷七七《何充传》云：
先是，（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复欲发扬州奴以均其谤。后以中兴时已发三吴，今不宜复发而止。
所谓“中兴”，指的就是司马睿的征发。何充以司马睿曾征发过豪族的奴兵为由，认为不能再征，这恐怕有着反思司马睿失败教训的成分在内。总之，这类侵害豪族势力的举措一直受到门阀贵族们的警戒，也正因为如此，在采取某些政策时，也总要以地方豪族为虑。[26]
当然，地方社会中欺压民众的豪族并非没有。也可以看到对此加以取缔，实施打击的例子。[27]但是从全体来看，东晋政权与江南豪族的合作还是属于一般的倾向。《世说新语·政事》载有一例：
王东亭（珣）与张冠军（玄）善。王既作吴郡，人问小令（王珉）曰：“东亭作郡，风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与张祖希（玄）情好日隆耳。”
余嘉锡先生就此指出，张玄当时与陈郡谢玄并称“南北之望”，而王珉是王珣之弟，由于不便直接夸奖其兄，于是以与张玄交好而间接称赞。[28]张玄出身朱、陆、顾、张所谓吴郡四姓，为江南地方社会的代表性豪族，并曾历任吏部尚书、吴兴太守。[29]王珣任职吴郡，首先与张玄等人深相交结，不能不说有着很深的含义。《晋书》卷六五《王导附孙殉传》载王珣在吴郡的为政云：
（谢）安卒后，（王殉）迁侍中，孝武（帝）深杖之。转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在郡为士庶所悦。
王珣受到吴郡士庶民众的赞扬，其中关键，似可从与张氏这样的地方大姓相交，并得其协力这一层着眼思考，而这与其祖父王导重视豪族的“清静”政治是一脉相承的。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王、张交友一事，由《世说新语·政事》收录，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对地方政治的某种认识，即从东晋初以来，门阀贵族接好豪族是一项值得肯定的政治行为。[30]
以上，我们从编户与豪族这两个角度分析了“清静”政治实行的客观必要性。东晋时期，大规模“清静”政治的实行绝非偶然，一方面与门阀贵族自身的伦理精神和政治理念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源于门阀贵族对现实状况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政治的实行得到了江南地方民众的认同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