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前面曾提及，战后一段时期日本社会和学术界浓厚的民主氛围，使中国史研究者的思想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新的史学思潮和理论相继问世，极大地活跃了日本的中国史学界。例如，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建立了旨在阐明古代国家形成的“都市国家论”和“邑制国家论”，着力于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的背景之中来分析中国城市的特征，探讨中国城市起源与国家文明的关系。
谷川道雄、川胜义雄提出了意在勾勒中世社会构造的“豪族共同体论”，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中，最终创立了强调道德人格、伦理精神的共同体论，并指出以阶级为机轴，以人格精神的发扬为内涵的共同体特性在不断演进与升华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前田直典、西嶋定生等提出了解释中国历史与东亚历史发展关系的“东亚世界论”，认为中国作为东亚的中心，与东亚各国有着紧密的关联，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形成了独自的东亚世界，指出东亚世界的历史本为一体。
森正夫、岸本美绪、滨岛敦俊的明清“地域社会论”，主要针对的是地域社会的结构问题，他们主张在共同的社会秩序之下，由共同领导者统治并被整合的地域场所叫作“地域社会”，强调将人的意识作为研究对象，指出社会秩序与人们生存的基本场所密切相关。
滨下武志、黑田明伸等人提出了颇具影响的“亚洲经济圈论”和“朝贡贸易体系论”。“亚洲经济圈论”的理论构想是从历史上形成并显示出来的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国际交易关系全体的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历史继承形态的近代亚洲；[11]“亚洲经济圈论”与“朝贡贸易体系论”紧密相联，因为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正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体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的内在变化不仅是中国近代的内容，而且也是影响和延及东亚、东南亚近代内在关系的缘由。[12]
应该说，《年刊》中的许多成果就是对上述这些理论的总结、概括与延伸，其中以下几篇堪称典型。
2006年度《年刊》载有丸桥充拓《唐宋变革期的军礼与秩序》。阅读该文，首先可以看出其继承并沿用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作者提出军事史研究要超越传统的国家论，即国家不是单纯依靠军事行动的威慑来实现社会的统一，也有通过各种礼仪维持国家管理和社会秩序的一面。此文主要讨论了唐宋变革时期，以军礼（古代中国有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等五礼）为媒介的秩序及其存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试图揭示这种变化与唐宋变革的内在关系。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礼学体系的集大成著作——《大唐开元礼》的考察，指出军礼的发展在唐代前期与宋代前期出现了两次高峰，而唐代后期即唐宋变革过渡期的发展处于两次高峰期之间的低谷阶段。在唐帝国最为强盛、府兵制最为稳定的时期，军礼规模的庞大和空间的广大，已经凌驾于宗庙祭祀的吉礼和元会礼仪的嘉礼之上。要之，军礼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唐宋变革过渡期和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化的动荡时期，军礼本身的象征媒介作用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以皇帝个别的垂恩作为君臣结合的媒介。在募兵制趋于稳定甚至“禁军化”之后，军礼再次复兴发展，结成了皇帝与募兵个体之间的垂恩与谢恩关系。宋代后期，军礼在整体上逐渐衰退，郊庙祭祀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从唐宋变革前后国家秩序及媒介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何种媒介实现国家的统一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化的。丸桥从特定的角度分析考察了时代、军礼和国家秩序的关系，可以说是日本中国军事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同时对唐宋变革论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补充。
岩井茂树《明代中国的礼制霸权主义与东亚的国际秩序》（2006年度）、冈本隆司《“朝贡”“互市”与海关》（2007年度）两文都是针对滨下武志“朝贡贸易体系论”进行的崭新研究。(https://www.daowen.com)
岩井认为，滨下武志的理论过分理解和夸大了朝贡制度在亚洲史中的作用。他从新的角度出发，指出“朝贡制度”在东亚外交关系中所占的比重从16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划时代变化：随着脱离朝贡关系的各种互市制度的发展，在东亚存在着以所谓“互市体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岩井的研究使我们能够正确认识朝贡体制的原有形态，从而加深对该制度的演变过程和意义的理解。
冈本论文指出，要用一个具体名词来概括16—18世纪的东亚社会秩序的话，“朝贡体系”这一概念的有效性有其限界。但作者也未贸然赞同“互市体制”这一概念，而是对“朝贡”和“互市”进行了彼此间相互关联的考察。冈本认为，面对“朝贡体系”这一概念引起的争论，如果再贸然使用“互市”一词，或许会引发概念的再度混乱。在他看来，明清两代，无论是朝贡还是互市，所具有的内情和所占有的位置，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如果想用“互市体制”取代“朝贡体制”的概念，那么针对明清的对外体制及其变化等问题，还必须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佐藤仁史《清末民初在乡知识分子的文明观与乡土观》（2006年度）是一篇依据森正夫等人提出的“地域社会论”来探讨民众意识形态的论考。
作者曾经指出，要推动针对地方知识阶层活动的实证性研究，以下方法较为有效：（一）着眼于“秩序意识”及其产生的场所；（二）着眼于集镇、县、省等多层级地域的“物的再生产机能”及其特质。[13]在这篇论文中，他选择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的县、市镇一级在乡知识分子的言行作为分析的素材。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类人物在直接面对地方自治体制的实施、近代学校教育的导入等地方社会的各种课题时，有着认真思索新世界形象的自我意识，而这正好体现出了构成“地域社会论”的双重因素，即地方社会与民众意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者在研究当中充分利用了相关的地方性资料，如乡镇志、乡土志和《新盛泽》《新黎里》等一系列报纸数据。通过细致分析和考察，认为江南地域在乡知识分子根据新的文明观提出了自己的乡土观。应该承认，作者对清末民国时期引进近代教育和新文明的过程中市镇、农村的分析方法，并不仅仅适用于江南，同样也适用于华中、华南等地域，有着一般性、普遍性意义。
《年刊》中的研究成果除了涉及日本学界自身的理论构建和发展之外，也有中日两国学者针对同一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兹举一例为证。
针对北魏、北齐“职人”问题，冈部毅史在《北魏北齐“职人”考——从位阶制度研究的视点作观察》（2006年度）一文中对阎步克先生的相关研究提出了不同见解。宫崎市定在《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一书中首先对“职人”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狭义的职人等于流外官（受官员有清、浊之分的影响形成了官职上的流内、流外之别）。尽管有的研究对宫崎的观点提出了修正，但是他对于职人问题的揭示无疑是后来者得以更上一层楼的基础所在。[14]阎步克先生在秦汉隋唐位阶制度研究中，认为“职人”很可能指有散阶、散官，如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给事中等并无实官的人，所谓的“职”，不过是接受朝廷的任命，拥有名位，仅仅显示出与平民的不同而已。[15]冈部对上述两种见解都提出了疑问。他从分析北魏北齐官僚的身份形态这一角度入手，重新探讨“职人”的实际情况及其历史意义。冈部推测“职人”可能指兵士，这个推测主要是根据周一良先生在考察《魏书·官氏志》涉及“六州缘边职人”这一条史料时提出的观点。对于“六州缘边职人”，周先生认为是指“六州”兵且镇守于边境者，而非位于边境的特定的六个州。[16]冈部还进一步指出，北齐“职人”的历史意义在于，通过制定给兵士授阶的政策，为他们提供能够升迁至官人的机会，以达到鼓舞军队士气、维护统治的目的。
冈部的这项研究，注意到了前人不曾注意之处，同时又在前人的研究之上导入新的切入点，其结论对澄清“职人”乃至中古制度的一些问题极具启发性。由于这一问题十分具体地涉及了中日学人的研究，对促进两国学者进一步的交流与探讨具有显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