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与江南豪族
谢安执政，基本上继承了王导，此事已为治史者所熟知。《晋书》卷七九《谢安传》云：
及中书令王坦之出为徐州刺史，诏（谢）安总关中书事。……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
这段材料概括了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年），中书令王坦之出为徐州刺史后，谢安掌中枢大任时的政治特点。从中可以发现，谢安的“和靖”与王导的“宽恕”“简易”几乎如出一辙。
如前所述，王导政治的一个侧重点是默认江南地方社会的既成体制。那么，在“不存小察”“弘以大纲”的政治手法之下，谢安又是如何面对这一社会体制的呢？这里试举两、三条材料加以分析。
368年，在入朝为吏部尚书之前，谢安任吴兴太守。《晋书·谢安传》对其治绩作了如下描述：
寻除吴兴太守。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
任职吴兴时，并无显赫功绩，而在离开之后，却受到民众的怀念。究竟是如何推行地方政治的呢？其中详细，现在已经无法知晓，不过从谢安的政治姿态来看，大致可作如下推测：即对吴兴地方的民众生活并不横加干涉，而是注意维持其现状。换句话说，就是采取了某种自由放任的方针。
吴兴郡设置于孙吴末，两晋之际，地方豪族活跃异常。[32]不难想象，为吴兴百姓所怀念的谢安及其地方行政，必然会以某种形式与江南的地方豪族发生联系。《世说新语·政事》注引《续晋阳秋》载有一条反映两者关系的材料：
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谢）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言宜纠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动人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尔，何以为京都？”言者有惭色。
这是谢安任后将军（373—376年）而非吴兴太守时的为政记录。[33]以下两点，值得注意：(https://www.daowen.com)
第一，“三吴”亦即吴郡、吴兴、会稽等江南中心地区，对逃离国家户籍的“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进行搜检。有人主张“宜纠舍藏之失者”，即对那些隐匿“舍藏”（藏户）者予以处罚。谢安对此没有首肯。所谓“藏户”，实际就是依附于豪族大土地经营之上的“客”，即谢安所言“卿所忧，在于客耳”。一般而言，豪族与客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保护与被保护关系。谢安反对澄检“藏户”，实际是在向“客”之主人的三吴豪族表态，对其现状予以尊重和维护。
第二，在“去其烦细”，且“不宜加动人情”的指导方针下，谢安与三吴豪族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宋书》卷一〇〇《自序》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其略云：
（沈）警字世明，惇笃有行业，学通左氏春秋。家世富殖，财产累千金，仕郡主簿，后将军谢安命为参军，甚相敬重。警内足于财，为东南豪士，无仕进意，谢病归，安固留不止，乃谓警曰：“沈参军，卿有独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怀德而至，既无用佐时，故遂饮啄之愿耳。”还家积载，以素业自娱。
后将军谢安“敬重”“固留”吴兴豪族沈警，后者投桃报李，“怀德而至”，尽管最终返乡，但谢安与江南豪族之间的良好关系，可得某些窥测。
众做周知，六朝豪族的主要特征是拥有一定数量的依附民。但是，豪族与自耕农民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六朝社会的结构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限于篇幅，这里不拟详论，仅以吴兴沈氏与其周边社会的关系为例，作简单说明。
沈约在前引《宋书·自序》中，描述了沈警之后的沈氏家族情况。东晋末，沈警孙沈林子率领“老弱”投靠刘裕，另外一个孙子沈田子则率“江东勇士”随刘裕讨伐后秦。从“老弱”“江东勇士”之语可以推测，这些人或许就是生活在沈氏周边的一般自耕农民。日本学者葭森健介先生指出，刘裕擢用沈林子兄弟，目的就是希望借此与豪族背后的江南社会发生联系，进而达到掌控的目的。[34]从结果来看，刘裕也正是在江南社会的支持下，最终完成晋宋鼎革的。其中详情，可参看本编第三章。
再看谢安。任吴兴太守，去后为人们所怀念；迁后将军，既反对搜检三吴豪族的私附，又与吴兴沈氏保持深厚的交谊。从地方郡守到执政中枢，谢安职位逐渐升高，但维护江南豪族的利益，重视豪族与自耕农民结成的江南社会既有秩序，是他一贯的为政姿态，可以说构成了“和靖”之政的主要内容。[35]
376年，谢安升至录尚书事，总领朝政，声望达到顶锋。其间，在他的主导下，东晋政府实施了一项赋役改革措施。这与他重视江南社会秩序的政治姿态之间有何关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