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的皇权强化问题
众所周知，包括刘宋在内的南朝时期，皇帝权力与门阀贵族的关系显示出了与东晋不同的一面。唐长孺先生指出，南朝出现皇权的强化、寒人的兴起等局面，但此时又是士庶区分极为严格的时代。此时王朝的实权逐渐转移到地位较低的士人或寒人之手，皇帝为了加强趋于衰弱的君主集权，对门阀贵族进行限制和削弱，但高门士族凭其高贵的血统，仍旧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担任中央最高长官，高踞统治集团顶峰。[48]
一方面是皇权的加强，另一方面是如“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所反映的那样，门阀贵族占据着绝对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如何对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做出合理解释，是关乎正确理解六朝时代的大问题。在此，我们从刘宋的所谓皇权复兴问题试作分析。
关于刘宋王朝，与我们上面所认为的门阀贵族性质不同，前辈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作了研究，以下稍作介绍。
前面提及，祝总斌先生论刘宋政权，强调刘裕出身低级士族、武将。[49]最近王永平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将着眼点放在刘裕及其最大政敌刘毅的比较上。王先生认为，东晋安帝时期，作为新兴北府武将的代表人物，刘裕与刘毅在驱逐桓玄之后，控制了东晋内外军政。二人之间的权力争夺不能单纯归于个性品格，如刘毅“刚愎”，刘裕“猜忌”等。其中关键在于二人都出自京口崇尚武力的次等士族。而刘毅则凭借其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和名士化气质，获得了以谢混为代表的一批门阀贵族的支持。门阀贵族面对次等士族武将控制政局，寄希望在北府集团中寻找在文化与感情上与他们更为接近的人物，刘毅是他们觉得合适的人选，谢混、郗僧施等门阀贵族就这样成为了刘毅的谋主。因此，刘裕与刘毅之间的斗争暗含着高门士族与次等士族武将之间的社会阶层的冲突。[50]
与上述强调刘裕的出身属于寒门或低级士族的观点相比，田余庆先生的观点更为鲜明。这就是认同刘裕属于次等士族，但对于刘宋政权的性质，明确指出是向皇权政治回归。那么，这里的所谓皇权政治，究竟有何特色呢？田先生的概括大致如下：
门阀士族让出了统治权力。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在社会上，文化上，他们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和影响。次等士族胜利了，用军事力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还要把门阀士族供奉在庙堂之上，以为自己张目。……次等士族刘裕总揽了政治军事权力之后，还必须附庸风雅，周旋于按照传统本是被门阀士族长期垄断的文化领域之中。尽管如此，次等士族的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中枢和藩镇总是控制在皇室之手，门阀士族人物虽然还可能兴风浪于一时，形成政局的暂时反复，但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是确定不移地一去不返了。
……南朝排斥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一次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的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易姓换代纠纷。
……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势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51]
在田先生看来，南朝皇权的最大特色在于政治与军事上的强力掌控，尤其是中枢和藩镇总是控制在皇室之手。但同时又指出，这种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牢固，反而导致政权失去了稳定的因素。
阎步克先生继承田先生的观点，指出刘裕代晋的意义，不只是改朝换代而已，也标志着门阀与皇帝“共天下”局面的结束。同时认为，南朝皇权的强化，主要有皇子镇要藩、寒人掌机要、武将执兵柄等，但是有其限度。例如宗王之间骨肉相残，寒人恩幸的贪污受贿，以及武将子弟羡慕士族的文采风流，弃武从文，反而导致了家门的衰落。另一方面，南朝士族门阀衰而不僵，虽已屈居皇权之下，但仍盘踞在各社会阶层之上，军人、寒人都难以充分发挥其蓬勃政治活力。[52]
必须注意的是，田、阎二位先生尽管都强调南朝皇权政治的复兴，但也承认门阀贵族仍在持续发挥作用。在这样的状况下，南朝皇权果然强大，或者说达到了恢复常态的地步吗？其实，所谓皇权有其限度或者说基础、格局的不稳，实际上只能说明南朝政权并非真正恢复了皇权。对此，我们可以先引用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分析南朝尤其是刘宋皇权问题的。
先来看皇室掌握中枢的问题。陈长琦先生曾对刘宋时期就任录尚书事、侍中、尚书令、中书监、令、左右仆射等权力中心八种职官的人数及出身作了详细调查，通过数据分析，指出任职者164人次中，世族（即门阀贵族）105人次，占总数的64%，宗室外戚31人次，占总人次的19%。尽管与东晋相比，门阀贵族所占比列有所下降，宗室外戚有所上升，但是“世族仍然是控制权力中心的统治阶层”。[53]也就是说，通过中枢权力的掌握情况可以判断刘宋王朝与东晋一样，都属于门阀贵族政权。
关于寒人掌机要的问题。王铿先生探讨南朝寒人最为活跃的宋齐梁代，对相关史料进行分析之后，指出宋齐两代共83年，而寒人之权重时期只存在于短暂的特殊时期，如皇帝不能亲政，执政大臣又不能很好负起责任，致使大权旁落到寒人手中的宋前废帝前期、后废帝前期以及齐郁林王、东昏侯时期，但总共也不超过13年，因而赵翼“南朝寒人权重”的说法并非普遍现象。[54](https://www.daowen.com)
日本学者川合安先生更进一步，通过详细分析前废帝时期的政治史，指出沈约撰写《宋书》过程中，有意给读者一种皇帝与恩幸、寒人联合起来与门阀贵族相对立的印象，但这并不符合历史实情，甚至王先生所云前废帝时期寒人专权为特殊时期的观点本身，还有修正的可能。[55]二位学者之间的异同，这里暂不讨论，但至少说明，通过寒人掌权来说明皇权复兴的思路，或许并非历史的实际状况。
再看宗王镇要藩的问题。《宋书》卷六八《南郡王义宣传》云：“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刘裕建立政权以后，为强化皇权，的确以宗王出镇的形式命刘氏宗亲驻守各地强镇要藩，这也成为尔后南朝诸政权的常态措施。但是这项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举措。看上去加强了皇权，实际上却引发了宗王之间的骨肉残杀，导致王朝走向衰弱。如刘宋孝武帝共有28个儿子，除10人夭折以外，其余18个儿子全部丧生于宗室的自相残杀之中。前面提及，田先生与阎先生所论皇权的不稳以及限度，很大程度就是针对此现象而发。[56]
综合以上所述，南朝的所谓皇权强化至多说只能是一种表面现象，而这就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索刘宋以及南朝皇权的结构及其所谓反弹强化的实质。对此，前引川合安先生针对刘宋皇权的研究值得重视。
川合先生在指出《宋书》所描述的皇帝与恩幸、寒人联合起来与门阀贵族相对立的状况并非历史实情之后，认为刘宋时期皇帝与包括门阀贵族、寒人、寒门在内的官僚阶层结为一个整体，问题的关键首先是皇帝地位不安稳，于是引发了官僚之间的党争，而官僚的党争又影响到了皇位的不稳。因此，一般所云刘宋时期皇权得到强化，充其量只是一种试图强化皇权的努力而已。这具体表现在文帝时期通过北伐、恢复中原等行动获取了官僚阶层的支持，而到孝武帝时期，则通过整顿礼制，意在削弱官僚的势力，同时在皇帝与官僚之间树立绝对的上下之别。[57]
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并没有强调刘宋政权的贵族性或皇权政治的恢复等，而是将焦点放在皇权的不稳这一点上。正是由于不安定，才引发帝室一方试图加强皇权的动向，然而带来的后果是造成官僚之间的争斗，二者之间互相作用，共同演绎了一部刘宋政治史。
我们认为，所谓宗王出镇、寒人掌权等等，也是刘宋皇权不稳的一种表现。现在思考的问题是，刘宋乃至南朝的皇权为什么会出现不安定的状况呢？也就是需要弄清这种不安稳的直接原因源于何处？关于这一点，川合先生在上述研究中并没有给出答案。
无论南朝还是前此的东晋，恢复皇帝权力的努力始终可见，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门阀贵族的存在，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江左的社会结构。在我们看来，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地方社会才是阻碍皇权统治无法彻底贯彻的根本原因。江南的豪族从孙吴时期以来便盘踞在社会基层，他们拥有超过国家编户数的依附人口，持续不断地为江左各个政权提供经济乃至军事上的支援。《宋书·武帝纪下》载刘裕永初元年（420年）即位后的一道诏书：
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
前引《晋书·简文三子传》，司马元显征伐江南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结果是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最终导致孙恩的起兵。刘裕登上帝位伊始，即发布这道诏书，一方面要显示自己与晋氏的不同，但让奴僮等私附回归本主，则是对江南豪族的一种拉拢和示好。
唐长孺先生对六朝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认为王朝的强弱，一般依照其所控制的自耕农数量多寡而定。王朝的基本赋役对象是自耕农民，而官僚机构和中央、地方的军队都由自耕农民提供的赋税和徭役来维持。贵族官僚通常享受免役和免税、减税特权，他们庇护下的依附者就是逃避国家赋役的农民。因而王朝必须维护一定数量的自耕农民，它不能容许农民无限制地流入私门。但是从东晋南朝的历史发展却显示出，大土地所有在与王朝争夺劳动人口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58]
按照这一见解，我们可以认为，面对拥有庞大依附民的江南地方豪族，以及以豪族为核心的江南社会体制，东晋南朝的各个政权在实力上并不占优，毋宁说始终处于劣势。因而在讨论南朝皇权不稳或有其限度时，似乎更应从基层社会的制衡这一角度进行观察。[59]
正是因为认识到江左这一特殊的社会结构，王导、桓温、谢安才致力于维护江南的社会秩序，这也成为东晋贵族政治的最大特点。我们在前面几节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事实是，东晋末年无论皇权振兴的失败，还是门阀贵族的衰落，根本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江南社会的支持。而寒门武将刘裕取得成功的关键，正是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赢得了江南社会的信赖。由此来看，以恢复江南社会秩序为主要目的的刘裕政权，与东晋初期以来的贵族政治有着许多共同点，说它是对后者的回归和继承也似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