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中的皇权与贵族
号令天下的权威，再加上“贤明”之政，以司马睿为核心的东晋皇权似乎稳若磐石。然而，事实却非如此。《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引王丞相（导）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仅看这条史料，司马睿似乎极为尊敬王导。其实却不然，相反还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高涨的皇帝权力及其权威背后，存在着超越常轨的君臣关系。这种关系，对现实的政治格局乃至司马氏皇权究竟有何影响呢？
作为东晋元、明、成三朝宰相，王导出身于司马睿的封国琅邪郡。他既是司马睿出镇江南的策划者，也是东晋创业的第一功臣。两人尽管同岁，但司马睿却称其为“仲父”，尊崇有加。《晋书·元帝纪》载有司马睿的一段回顾：“先公武王、先考恭王临君琅邪四十余年，惠泽加于百姓，遗爱结于人情。”在琅邪这片渡过少年时光的地方，身为藩王嗣子，自然少不了与第一名族王氏交游。《晋书·王导传》，“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说明王导与司马睿关系亲密，有着不寻常的友情。
来江南以后，以王导为首的王氏一族全力支持司马睿。其时，王导担中枢辅政之任。从兄王敦则致力于平定江南各地的敌对势力，并从311年开始，向江州、荆州方面展开攻势，至319年基本控制了荆州全局。《晋书·王敦传》载：
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导、敦二人，分别在长江下游和中游，从文、武两面为东晋建国立下功劳。
此时的王、马关系，仍是“契同友执”。[25]借司马睿的表述，“吾与卿（王敦）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26]用王氏的话，则是“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27]这种超越君臣名分，如同兄弟、“契友”一样的关系，通过《世说新语·方正》注引《高逸沙门传》的一段记载，也可得到印证：
晋元、明二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竺道潜）。王公（导）、庾公（亮）倾心侧席，好同臭味也。
风靡魏晋时期的清谈、玄学等贵族文化，随着大批士人南渡也流行于江左。司马睿父子虽为帝室，也深受影响，热衷于其间。看来，留心学问也是王、马增进交谊，同心协力，共建晋室的原因之一。
但是，王氏作为臣下，其势力在不断扩大，而司马睿的皇权也在逐步膨胀。二者之间的融洽关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吗？前引《王导传》载王敦曾有废司马睿之意，但被王导劝止，就是一个信号。说明面对彼此的强势，如何相处，已成为双方必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采取行动的是司马睿。据《晋书》卷六一《周嵩传》：“是时，帝以王敦势盛，渐疏忌王导等。”《晋书·王导传》也云：“及刘隗用事，导渐见疏远。”也就是开始刻意与王氏保持距离，并逐渐疏远王导。而且在此背后，还暗藏司马睿的一个重大政治决断。“刘隗用事”一句，透露了这一信息。刘隗，字大年，西晋时已为彭城内史。《晋书》卷六九《刘隗传》云：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迁丞相司直，委以刑宪。……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
据此可知，其受重用是在司马睿为左丞相的建兴元年（313年）五月以后。其时，司马睿在决策上显示的某些特点，有异于前。《晋书》卷四九《阮孚传》载：
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虽然，不以事任处之。转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恒为有司所按，帝每优容之。
“用申韩以救世”，即重视申不害、韩非子等战国法家人物的思想。为此，特意提拔刘隗等心腹大臣来执行这项政策。
据《晋书·刘隗传》，刘隗自被委以“刑宪”以后，主要纠弹了周顗、颜含、戴若思等人。从其“善求人主意”的性格来看，这些行动显然来自司马睿的直接授意。南宋汪藻《世说新语叙录·考异》载，齐、梁间人敬胤曾对司马睿的政策有一个概括，这就是“以法御下，明于黜陟”。[28]既然要“御下”，身为百官之首的王导及其一族当然是首当其冲。如其兄王含、外甥王籍之等人，就接连遭受弹劾。到建兴年间（愍帝，313—317年），王导本人也几乎被逼辞职。将“以法御下”与“导渐见疏远”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司马睿的意图十分明显。即摆脱“仲父”“契友”等私人之谊，重塑君臣名分这一上下关系。
前面已述，洛阳被攻陷的311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司马睿个人的权威正是从此年开始，持续高涨。《晋书》卷八九《忠义·虞悝传》：“元帝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时人谓之百六掾。”众多贵族士人被招至丞相府，既体现了他个人的权威，同时也可借此加强实力，进而巩固皇权。据《晋书·周嵩传》，周嵩曾上疏辨明王导的忠贤，并特意指出东晋立国，“此亦群才之明，岂独陛下之力也”。这也就说明，随着权威的提高，司马睿逐渐失去曾经的慎重与贤明，开始显露出专权独裁之迹。(https://www.daowen.com)
然而，无论“时阴阳错缪，而刑狱繁兴”[29]的现实，还是王敦“自从信隗已来，刑罚不中，街谈巷议，皆云如吴之将亡”的非难，[30]都反映出司马睿“以法御下”，其实带有个人恣意的色彩，缺乏公正和客观。
司马睿欲加强皇权，在中央采取重视法术的政策。另一方面，还派遣宗室出镇地方。司马氏帝室的一项传统，是分封宗室诸王。晋武帝、司马越都是如此，司马睿也继承了这一点。[31]313年，遣子司马绍（明帝）出镇广陵，317年又以子琅邪王裒为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代绍出镇。即位以后，掌控江州、荆州等重镇的王敦势力成为心腹之患，于是再用宗王出镇的办法。太兴三年（320年），以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防范王敦。即《晋书》卷三七《宗室·谯王承传》所云：“（元）帝欲树藩屏，……‘以承监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32]
对司马睿的封建政策，南宋朱熹有一个评价：“晋大封同姓，八王之乱以此，元帝中兴亦以此”。[33]不过，晋武帝或司马越的目的是让宗王保卫中央，司马睿却是要抗衡贵族强臣。
依仗自身逐渐提高的权威，削除门阀贵族的势力，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司马睿的一系列政策，在某个阶段是收有成效的。据《晋书·王敦传》，王导后来回忆当时是“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所谓“佞臣”，不用说指的是刘隗等人。这句话固然说明门阀贵族受到皇权方面相当大的压力与猜忌，但“心思外济”一语，又暗指与司马睿相对抗的势力存在。这，正是坐镇荆、江的王敦。
本来，司马睿重用刘隗等人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牵制王敦。《晋书·王敦传》云：
（敦）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帝畏而恶之，遂引刘隗、刁协等以为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构矣。
据此可知，重用刘隗，提倡法术，与宗王出镇的政策实际上是同时实施，相互联动的。其矛头所指，正是曾拥戴自己的王氏一族。这当然引起了王氏的极度警惕。《晋书·王敦传》云：
（元帝）以谯王承镇湘州。敦复上表陈古今忠臣见疑于君，而苍蝇之人交构其间，欲以感动天子。帝愈忌惮之。
相互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自此愈演愈烈。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讨伐刘隗、刁协为名起兵。四月，司马睿方面的军队迎击攻入石头城的王敦军，但一战而败。司马睿在同年冬天于忧愤之中死去，年仅46岁。
《晋书·元帝纪》对上述王、马之争作了一个概括，即“中宗失驭强臣，自亡齐斧”。应该说，皇权与贵族之争的第一个回合，确实以贵族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王敦用武力战胜司马睿，并不意味着门阀贵族能排斥司马氏皇权而独占整个国家权力。据《晋书·王敦传》，王敦掌握朝权以后，结果却是“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太宁二年（324年），王敦第二次起兵，目的并非清君侧，而是意图取代司马氏，但以失败告终。
以上我们看到，构成东晋国家权力的皇权与门阀贵族之间发生了冲突。二者都为王朝的建设付出过努力和辛劳。没有皇权的号召力与权威，没有门阀贵族的协力与用兵征伐，东晋都不可能建立。但是司马睿利用自身的权威，在维护和巩固皇权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打压门阀贵族的措施。这些措施表面上是以法御下，实质则在独裁专权，欲树立绝对的君主权。反观王敦，意在利用手中的武力，控制皇权进而取而代之。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都没有成功。
田余庆先生对王敦的两次叛乱作了精细研究，认为王敦第一次举兵，以“清君侧”为名，反对刘隗、刁协，得到了门阀贵族的普遍支持，因为门阀贵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不容皇权侵犯。而王敦第二次举兵，目标在取代司马氏，最终以门阀贵族的共同反对而失败，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贵族擅自废弃。田先生就此指出：“历史的结论是，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34]
平衡和共治，非常客观地点出了东晋初期皇权与门阀贵族的存在形态。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这种平衡和共治作为一种分权体制来理解。如前所述，司马氏皇权可以说代表的是一种稳定人心的权威，正所谓“夷夏之情，咸共推之”。至于门阀贵族，除了同样具有传统的权威以及文化优势以外，在东晋初期更多表现出了对政治、军事权力的掌控。
由此可以认为，东晋国家权力呈现出皇权与门阀贵族，亦即权威与权力分而合之的一种态势。当皇权利用权威，意图削减门阀贵族的权力时，必然遭到后者的强有力回击。同样，门阀贵族虽然势力强大，但终究无法拥有皇权所具有的权威。贵族之所以为贵族，就在于其性质只能是与皇权分权共治，而非夺权自立。东晋初期，王与马共天下、王与马争天下，皇权与贵族势力之间的相融、相争，实质上反映了权威与权力之间分化、整合的过程。经过两次较量，皇权与贵族双方似乎找到了各自在国家权力中的位置。质言之，通过平衡与共治达致分权的体制，正是东晋国家权力的结构特点，而王朝也正是在皇权与贵族的这种分权态势之中得以长期维系的。[35]
然而，东晋国家权力出现分权体制的成因何在呢？此时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江南地方社会以及豪族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