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实证

“隋唐帝国形成论”和“豪族共同体论”是谷川史学的基干部分，其结论之不易是因为结论的导出源于缜密的实证。比如，在五胡北朝史的研究中，对南匈奴的“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中的“奴隶”一语，一些前辈学者理解为匈奴人民是奴隶。可是谷川通过仔细推敲，认为这其实只是一句比喻的用法，从而纠正了前人的误解。再如“城民”一词的解释，虽然前人有所议论，但谷川在考察了全部有关城民的例子之后，断定其为一种制度，这就为澄清六镇之乱的性质，进而为探索隋唐国家的形成原因打下了基础。此外如五胡时期的“宗室军事封建制”、北魏的“贤才主义”、北朝后期的“新贵族主义”“府兵制国家”等，也都是在细致考证基础上导引出来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但丰富了谷川史学的内涵，而且为后来的研究者理解五胡北朝史打开了思路，提供了方法。

“豪族共同体论”也是如此，谷川通过祖逖等人的例子，先分析共同体的实际状况及其机能，然后再引用南北朝时期的大量文献资料具体地考察豪族之家的社会活动、伦理思想及教育学问的内容，从历史性和现实性两个方面证明了豪族共同体存在的必然性。对于豪族共同体论，历来争议最多的有两点，即轻视阶级对立以及过于注重豪族的精神性。针对这种批判，谷川首先指出在批判者的脑海里始终以阶级支配作为思考模式，所以才难以认同豪族的道德精神。其次，正因为头脑中有唯物史观这一固定观念，所以使批判者不去对照六朝史的实际状况而只是采取单纯的思想批判。对此谷川说到，自己是通过六朝的史书记载对豪族共同体展开论证的，可是批判者却很少通过实证性研究来进行反论。通过这一表白，使我们感到正因为有着坚实的实证研究，所以谷川才不为任何偏离正常史学研究的批判所动摇。(https://www.daowen.com)

就整个谷川史学而言，从五胡北朝政治史的实证研究中，弄清了隋唐国家的性质，又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史实证中发现了豪族共同体的存在及其机能。正是由于“豪族共同体论”是实证的结果，所以用其原理又可以勾画出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可以说，谷川史学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结论都是实证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