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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国史研究从一开始，便形成从大局观出发，致力于思考“如何将中国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一核心问题的追求。例如，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都较为关注诸如中国历史分期等宏观理论问题的探讨。可是到了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本土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主建设的停滞，学者们对宏观的理论问题不甚关心。自80年代始，日本中国史学界出现研究细分化倾向。90年代后这一现象更为严重，许多学者注重对微观问题、历史细节进行考订。以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为例，具体问题的研究成为重点。在此趋势下，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各种国家制度，包括官制、选举、礼仪、制敕、律令，地域史研究，敦煌、吐鲁番社会研究，都城史研究，佛、道二教史的研究等等，无论质或量都有了显著提高。就这些以个别课题为主的研究而言，由于其细微深入的特点，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十分具体，但也正因为如此，又往往难以看出它们与按中国固有性质发展且呈现出复杂变化的整个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有什么关联。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研究工作进行细致的分化是应该的，同时，将细化的研究工作与宏观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也是必要的。[17]

《年刊》在收录论文时就注意避免绝对细微化，而主要挑选那些关注“如何将中国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文章。如谷川道雄的《中国国家论序说——阶级与共同体》（2006年度）和《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与东亚世界的形成》（2007年度）即是最好的例证。前文以作者的“豪族共同体论”为基础，导入官与民的概念，从整体上考察了中国古代国家的体制和社会结构，试图将先秦至今的中国通史作为“国家共同体”的发展来把握；后文的视野更为宽广，认为汉代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古代国家的终结，但同时又促成了东亚世界的诞生。在作者看来，魏晋南北朝隋唐在中国历史上属于重建的时期，同时也是包括朝鲜、日本等国在内的东亚世界的成立时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各个政权为了统一各自的国家，竞相引进唐王朝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官僚贵族制。作者强调，这种官僚贵族制对中国文化传播到东亚各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将中国王朝发展的内在因素与周边东亚地区的交互影响结合起来思考，这种视角至为宏观，但整个论证又是建立在作者自身以及前人的细微研究之上的。

谈到史学研究上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周一良先生曾有一个见解，他说：“把微观的考订分析与宏观的综合概括结合起来，因小以见大。一个小问题孤立也许看不出意义，放在大环境、大潮流中，从大局全局看，就较易发现其作用。”[18]现在究竟有多少学者能在自己的研究中自觉遵循周先生的这一思路呢？不得而知。不过，在研究课题日益细分化的今天，日本学者有意将微观与宏观联系起来思考的论文介绍给中国学界，显然是有其深意的。也就是想藉此引起中国学者的共鸣，经过探讨后将自己的见解回馈给日本，重新激发日本学者从整体上探索中国文明特质的志向。不能不说，这份良苦的用心实际上也为两国学术界的深层交流提供了一条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度的《年刊》在首刊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书评。比起针对个别课题的专论，通过阅读书评，更加有利于国内学者从整体上了解一个学派或某位学者的研究体系和脉络。以下就择葭森健介的《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这篇书评作稍许介绍。

葭森首先指出，随着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等“共同体论”问题的提出，构成社会基层的乡里社会、地域社会的构造与动向，成为理解六朝时代特质的关键所在。因而针对六朝江南地域的研究显然是把握六朝乃至中国历史整体走向的重要课题。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一书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诞生并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的著作。在序章中，中村说明了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的意义，并由此博收日本、中国关于六朝江南地域的研究成果，梳理为各种专题，涉及江南的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安置华北流民的侨郡县、白籍的设置、流民土著化与土断、江南的大土地所有与豪族、山越和少数民族、军事等问题。冈部毅史对该书的序章也做过如下评价：“在对日中两国研究史进行整理的序章中，从构成六朝史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各种历史现象，与江南地区性的相互关系中，探讨江南地区的独特性，并以这一问题为中心进行了客观而厚重的研究。”[19]

该书分为五编十八章，葭森按照顺序介绍了各编各章内容的概要，指出中村以专题方式对六朝江南社会历史进行研究，选择的研究题目多是以往研究所忽略或欠缺的内容。如第一编第三章《南朝政权与南徐州社会》，就是中村针对以往研究薄弱的豫州、南豫州和南朝时期的南徐州所作的具体还原和分析。葭森还特别指出，中村的实证性研究，除了运用传统历史学擅长的文献分析以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泛吸取了考古学成果和地理学的方法。如中村曾多次到中国江南各地进行考察，获得了一般学者无法体验的接触文物的机会，这为其六朝江南的特色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之上，葭森对中村的研究做出了整体评价。他认为该书就具体的“地域”研究而言，无疑已是六朝江南研究新的起点，但是作为整体来看，地方社会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六朝江南地域的总体图景还是很难看到；此外，该书考察的江南地域形态，与以往魏晋南北朝史“地域社会”或“地域性”研究的关系如何，中村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在评论的最后，葭森提出要推进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还是应当继承和逐步发展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大川富士夫等学者所构建的魏晋南北朝“共同体”“地域社会”的研究理论。

由于长期与中国学术界建立了亲密的交流关系，中村无疑是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界最为熟悉的日本学者。作为日本中古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无论六朝的制度还是地方社会，中村的研究都能独辟蹊径，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尽管如此，作为后辈学者，葭森还是直言不讳地对其著作进行了中肯而客观的评介，并且从研究史的继承性上进行了批判。在人文科学领域，无论作者添注了怎样的心血，任何一项研究其实都不可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都不可避免地有着偏颇和不足，对此完全可以说瑕不掩瑜，但问题在于瑕在何处？又应如何判断？这显然需要评介人的见识和功底。

这篇书评始终将专题研究置于学术界总体框架内之内进行批判和评介，反映出日本学者的治学思路是，任何历史研究不可能孤立产生和存在，只有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研究才有重厚感和说服力，也只有放在学术史中才能找到其意义。这样一种书评的写法，值得我们借鉴。相信国内学人通过阅读这篇文章，不仅仅获得日本六朝研究最新成果的知识，而且还能够进一步了解该研究在日本魏晋南北朝总体研究中的地位，这尤其对于后学者有着极大的启发性。[20]

综合以上所述，将个别的研究课题与中国历史通盘理解相结合；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将自身的课题置于研究史中予以定位，概而言之，追求整体性与继承性，应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时一贯坚守的两项重要原则。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历经百年而不衰，这样一种讲求梯队式和大局观的研究方法或许是其中奥妙所在。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在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时，对潜藏在其选题背后的上述特点不能不察，否则就很难理解其研究的真意为何。而这也势必影响相互之间的有效交流和深层次的学术讨论。从这一意义来看，《年刊》的出版显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行将结束本文之际，我们不禁想起《年刊》发起者谷川道雄先生的一句话，在总结自己的中国史研究时，谷川先生说道：“我所认为的学问，其真正意义是在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中寻找一种失落的东西，并将此寄托给未来。”[21]包括谷川本人的“豪族共同体论”在内，前面所述日本学者那众多的研究理论和学说，实际上都可以从这句话中找到其诞生的渊源。当我们皓首穷经式地埋头于典籍之中或者只是为了个人的业绩而去撰写文章时，透过《年刊》，接触到东瀛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不同思考和理解，是不是也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学问追求，思考一下现代人做学问的本质应在何处呢？这可以说是《年刊》带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