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语　从龙谷到随园

1995年春，我考入龙谷大学研究生院（日语称大学院）东洋史学专业。龙谷大学坐落在京都，是日本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东亚、西亚史专业在这里统称东洋史，课程设置从本科到博士课程。在此留学期间，我非常幸运地跟随谷川道雄、小田义久、都筑晶子、木田知生、北村高等先生学习中国史。2000年博士毕业以后，继续留在学校讲授《东洋史概论》《东洋文献讲读》等课程，2003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本书大部分章节的内容和构思基本定型于上述时期。

2013年6月，谷川先生与世长辞。没有来得及将此书呈现给先生，也未曾就本书的内容聆听先生的意见，这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初到京都时，从生活到学业，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现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胡宝华老师那时正在京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大阪的伊丹机场，一路坐车到京都银阁寺附近的净土寺上马场町，胡老师领着我来到一栋叫做清水方的日式小楼。二楼一间4.5畳的小屋成为我留学生涯的起点。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谷川先生。那是一段又窄又陡的楼梯，先生瘦高的身躯拄着一柄拐杖一步一步走上楼的情景，仿佛就像昨天的事，清楚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记得刚读硕士不久，一次因有事到京都岩仓先生的家中，事毕和先生在书房中聊天。鉴于当时针对先生的“豪族共同体论”，学术界有着很多不同的意见，有的甚至可说激烈，于是我冒失地问了一句：“您现在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吗？”本来还谈笑风生的谷川先生听到这句问话，突然间严肃起来，斩钉截铁而且极认真地说道：“当然。”面对一个小辈懵懂无知的提问，谷川先生好像在回答一个异常重大的问题，当时那种坚定而肃穆的表情，至今难以忘记。本书附编第一章指出，通过严密的史料考证，从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之中寻求理论架构，以此探求中国以及日本的未来，这可以说是谷川先生一生的执着追求。20多年的耳提面命，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的思考方式都已成为我抹不去的记忆。

谷川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在龙谷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主要接受都筑晶子先生的指导。都筑先生毕业于名古屋大学，师从宇都宫清吉先生和谷川先生，是日本中国道教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历来主张从社会秩序、人的伦理等普遍性的角度来研究宗教，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文化、思想等问题有着极精深的研究。读博时，我用日语撰写、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在先生细致入微地指导和反复激励之下完成的。现在回头再看这份书稿，尽管都是汉语，但无论文章的结构、结论的导出、前后的逻辑或者史料的引用等等，处处沁透着先生的指点痕迹。每当我遇到难点，感觉文章无法写下去时，先生往往会微微一笑，用极温和的语调说道：“再多一点烦恼也无妨哦！”现在面对自己的学生，我也常常会说这句话，因为冥思苦想实在是撰写论文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

木田知生先生既是我的授业老师，还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审查和答辩教授。作为京都学派传人，先生是京都大学佐伯富先生的得意弟子，后来到北京大学留学，又入邓广铭先生门下，主要从事中国近世历史地理与中国近世文献的研究。记得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先生在我的那本论文书稿中几乎插满了便利贴，里面既有文献、字句甚或标点的错误，也有先生要提的问题。再配上先生独有的微笑和舒缓而威严的日语，那份紧张感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除了一口比中国人还标准的普通话以外，先生于中国近世以来历史地理领域的各种沿革、掌故、相关文献及其版本的熟知程度可以说达到滴水不漏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是学生们永难企及的一座高峰。

三位先生以外，还有以研究大谷文书而著名的小田义久先生、研究蒙古和中北亚史的北村高先生，一起组成了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的教授阵容。在这里前后八年的求学生涯，让我受益终身的莫过于各位先生那极富特色的授课方法，本书可以说正是这种教育环境下的产物。在即将出版之际，回想自己的这段东瀛求学之路，不禁感概万千。借此机会，我想重温一下这些方法，作为本书的跋语。

（一）文献研究

培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最重要的训练当推古典文献的阅读能力，这一点国内外的高校大致相同。国内历史专业一般开设历史文选课，由任课老师挑选文章进行讲解和导读，间或安排学生翻译等，目的在于指导学生运用工具书阅读古文。就形式、目的而言，日本高校的古典文献阅读课程与此颇为相通，但也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没有统一的教材，而是由研究不同领域和断代的教师自己挑选文献资料。一般来说，都是教师自己最为熟悉或与自己的研究最为接近的文献。我在龙大先后参加过以下文献研究课：谷川先生的《陔余丛考》、小田先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都筑先生的《南史》、木田先生的《金石录后序》、北村先生的《安禄山事迹》以及吉川忠夫先生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等等。

虽然内容不一样，但上课的形式却是大同小异。无论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多还是少，开学第一节课首先便安排好顺序，以后每堂课都由一位学生发表自己准备的内容。准备时间大约一周左右。所谓发表，包括打点、训读、翻译、提问和讨论。打点即是给白文文献标上标点，日语叫句读点；训读即是日文的古典读法；翻译即是译成现代日语；提问和讨论则是围绕打点、训读、翻译以及出典进行。

我第一次接触文献研究课是谷川先生讲授的《陔余丛考》。谷川先生出自京都学派，该派自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以来便视乾嘉为其学术渊源，这或许也是谷川先生挑选此书让大家读的原因。当时班上有近20名同学，第一节课便将这学期大致要读的内容人手一份复印下来，然后再确定每位同学需要负责阅读的部分。那时谷川先生身体不是很好，拄着一根拐杖踏着铃声进入教室，手里只拿一本书，没有任何参考材料。入座以后，一声开始，即由本节课应发表的学生将自己事先准备的内容分发给大家，然后按部就班用日文训读和现代日语朗读。至于准备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是赵翼文中引用的材料出自何处，也就是找出典，并将出典原文一一标出；二是对原文的语句进行考证和解释。发表完毕以后，每位在座的同学针对训读、译文、解释、出典等逐一提出问题。尽管这节课并不是自己发表，但大家事先也都会作一些准备，因此提问往往能切中要害。这个时候，谷川先生往往是让学生们自己提问自己解答，有时感觉有不妥的地方，也会自己提问。如果遇到大家都没有把握，就需要请教谷川先生。而此时先生对一字一句的解释和出典何处等真是信手拈来，精准异常。

龙谷大学的文献研究课从本科三年级开始，一直到博士研究生阶段，大致每学期要选修两门以上的此类课程。据我的感受，这种上课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不讲求进度，着眼点在于对一字一句的透彻理解。现在的学生对古文尤其是没有标点的白文常常存有畏惧之心。然而当硬着头皮投入到阅读之中，在图书馆翻遍图书找出典，对字句的解释有了自己的一己之得时，那种心情犹如侦探找到破案线索，是十分愉快的。自然便产生一种与古人走近了许多，对文献不再陌生的感觉。

龙大的文献研究课程还有一点不同于国内许多大学开设的历史文选课，就是由教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讲读，而非单纯古文阅读。也就是要将文献内容放到历史大背景下理解，这里就需要教师自身的历史识见。例如《陔余丛考》中有“六朝重氏族”条，读到这里时，谷川先生就特别说明日本学术界尤其是京都学派的六朝贵族制论渊源于赵翼的这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哪些发展等。这就显然超越了一般的文献阅读，而是将记述与历史研究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对于学生来说，能在谷川先生这样的大家指导下阅读文献，无疑是一种超级学术享受。

（二）特殊研究(https://www.daowen.com)

这门课程主要是通过上课的形式介绍教师个人的最新研究，也就是力图做到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我至今还留有竺沙雅章先生讲授“中国佛教文化诸问题”的笔记。竺沙先生也是日本京都学派的重要学者，著有《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等书。每周一早上八点钟开始的第一节课，先生几乎每次都是准时进入教室。首先就是发给每位同学两份材料，一份是当天上课的提纲，一份是与此相关的文献材料，都由先生本人辑出，然后复印。听讲的是文学院大四学生和硕士研究生，讲授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佛教大藏经。金藏、高丽藏、崇宁藏、大正藏等，各自形成的经纬、版本流通的状况，彼此之间的联系、异同和优劣等等，极为详尽地利用文献进行介绍。每节课的讲义几乎全是竺沙先生自己的研究，同时也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最新研究成果。每周一次90分钟的授课，持续一年，几乎没有任何闲聊或题外话，整节课全部用在了讲授上。既要保持最新的授课内容同时又要不断更新材料，这无疑对教师的学识功力甚至体力都提出了很高要求。

听教师讲述自己拿手领域的最新研究，是这门课程最大的特点。实际上，任课老师通过准备上课资料和讲义内容，然后通过与学生的问答，当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后，将讲义稍作整理，即为一篇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木田先生讲授的“中国近世史特殊研究”，就是一个典型。有一年先生专讲司马光，除了介绍几乎所有现在能够见到的有关司马光的文献材料以外，海内外有关司马光的研究历史及特点，所存在的问题等，也都作了详细讲解。不但如此，凡涉及版本、目录的知识以及古今地理、地名的比较等，也是这门课经常讲授的地方。一年的授课结束，学生不但了解了司马光这个人物，对宋代史研究的一些主要领域、存在的问题、史料的价值及优劣等，也都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而木田先生则在讲义的基础上，撰写了《司马光及其时代》一书。

（三）演习

如果说文献研究重在培养文献阅读的能力，特殊研究着重于了解教师的研究思路及方法，那么经过如此训练以后，学生又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专业论文呢？和国内一样，日本高校要求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在毕业时必须提交一篇毕业论文。例如本科生，国内的情况大致是在大三时拟好题目，然后请研究相关领域的教师予以个别指导。而日本则是由教师开设论文指导课，叫做演习。所谓演习，即是由学生在课堂上宣读自己的论文。内容包括论文提纲、研究小史、问题所在、框架、结论以及所引用的相关文献史料等。本科生从大三，研究生从研一开始，便根据自己的研究题目选上一位老师的演习课。作为必修课程，通年设置。

学生在确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以后，首先需要大量收集文献以及归纳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欲解决的问题和自己的基本思路，打印出来后，分发给大家，一起在演习课上讨论。那时，龙谷大学东洋史专业每年有三个演习课，即古代史、中世史和近世史，这当然与日本东洋史研究中的时代区分论是相对应的。但也因为如此，参加演习课的学生在选题上可以说大相径庭，研究的朝代、领域全然不同。不过这样也少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从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问题，或对文献引用提出意见，这时的提问往往能给发表者颇多的启示，藉此了解到自己思路中的一些盲区。研究不同选题的学生坐在一起讨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发表者针对每位同学的提问，都必须做出解答，这就势必要对自己的课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自己课题中的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研究其他领域的同学不一定知晓，所以还必须用浅显的话语表述，这也有助于厘清自己的思路。无论本科生或是硕士研究生，毕竟在学力和撰写经验上存在不足，思考问题也不可能十分周详。而通过演习课，往往能够听到大家的意见，可以从多角度审视自己的论文。所以大学期间一篇论文的撰述，其实还带有集思广益的色彩在内。

我参加时间最长的是都筑晶子先生的演习课，前后约5年左右。先生上课话语不多，总是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提问探讨，等到同学们的讨论结束以后，再讲述自己的意见。或指出问题所在，或提供参考书目，片言只语之间，往往能点中要害，使学生豁然开悟。虽然是学生发表自己的论文提纲，但都筑先生更在意文献引用是否得当，理解是否充分，有无误读等。记得先生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就是将写论文比喻成园丁做活，要将那些无用的材料和论述像修剪枝叶一样毫不留情地剪去，这样才能突出重点，使文章简洁流畅。文章的撰写中也尽量少用形容词一类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如果不是结论性的地方，也不要用“我认为”一类的词汇。也就是在撰写过程中，尽可能让史料说话，给自己也给读者一次客观的阅读，这样才便于发现问题。

每位同学在演习课上平均每年有4次左右发表的机会，而且由于发表是提纲而非论文，所以有充分的时间在听取老师及其他同学的意见后进行修改。经过上述反复修改以后，就可以由老师推荐到学术杂志发表。

治史者都知道，陈垣先生主张研究历史重在收集资料，而收集资料要争取做到竭泽而渔。就现在的研究条件和工具而言，只要能平心静气去找，这并不难。但现今的研究，有一种过度追求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倾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严耕望先生的话比较深刻，就是要从人人所见的材料中，说人人未说的话。只不过，要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前提无疑是对基本文献的深入理解和阅读。龙谷大学注重基本功的培养正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的核心所在，无论什么形式的授课，凡考据、讲解、论文的报告等，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围绕史料进行，首先要求的是对史料进行完全充分的理解。如果说中国的历史研究注重收集材料的话，日本学者更愿意对现有史料进行一字一句的分析和理解，这一点是我感受最深之处。

2006年我离开龙谷大学，回国来到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与在日本前后16年的留学和教学生活相比，南师大可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学术环境，既亲切也有些陌生。在这里，我有幸与李天石、张进、刘进宝等先生结识，通过他们的帮助、交流，让我了解到国内学术界的不少信息，获得很多新知，受益着实匪浅。尤其是天石先生，作为唐史研究的名家，除了自己的研究以外，为院系的发展和建设不遗余力，对后学晚辈也极力提携。这次就是蒙天石先生盛情，邀我将自己的研究作为南师大颇具特色的“随园史学丛书”一种出版。正是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能够重新回顾和整理自己还不成熟的中古史研究。书稿完成以后，天石先生不但审阅全书，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而且还欣然作序。在这篇长达8000余字的序言中，天石先生对谷川道雄先生的豪族共同体理论及其形成背景作了十分精到的介绍和评述，针对学术界的一些质疑，也从理论上、逻辑上对该学说作了肯定和拥护，尤其是结合国内的学术特点、研究动向所作的比较和分析，入木三分，令人信服。继承和发扬谷川先生的学说，探求中国历史发展的固有性和普遍性，一直是我在研究中努力遵循的方向。天石先生认为拙著是对谷川史学的补充和举证，在某些方面证实了谷川理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这份谬赞，让我汗颜。这既是前辈学者的勉励之辞，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和鞭策。对天石先生的厚谊，谨致深深的感谢！

历史系主任张进先生，是研究秦汉魏晋史的著名学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之余，特意抽出时间，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凡文字错误、提法欠妥之处，都一一指出，使本书得以减少许多谬误。在此谨向张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附编第二章，是我与南师大硕士研究生孙艳同学的合作论文，这次也收录进来。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南师大历史系几位在读硕士研究生过超、李淼、于琳琳、郑德浩等同学的帮助。他们在上课之余，对全书的引用文献以及错字、误字都作了彻底订正。在此，对以上几位同学的合作和帮助也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还必须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先生、张晓薇女士的全力支持和协助。尤其是晓薇女士，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认真、细致的工作和宽容、负责的态度，令人感佩！

李济沧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