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王相争的实质
咸和二年（327年），与王导同为辅政的庾亮，对驻守历阳的流民帅苏峻极度不信，连召苏峻入朝为大司农，由此引发苏峻不满，最终导致了苏峻、祖约之乱的爆发。咸和四年，苏峻乱平，庾亮引咎出都，转为豫州刺史，镇芜湖，此后到咸康六年（340年）死，一直为外任，不曾入预中枢。对这段时期的庾亮及其一门的政治活动，田余庆先生详加考察，作了如下总结：
庾亮出都至庾冰出都（建元元年，343年——引者），共十余年，这个时间里，庾氏家族经历了三件大事：一，以外制内，制约王导，遥控朝廷；二，与王允之激烈争夺江州；三，驱逼桓宣，兼并桓宣部曲，取得襄阳。[15]
田先生主要从庾、王两个家族之争，以及庾氏打击镇襄阳的流民帅桓宣这一层着眼，钩绎相关史料，论据充足，令人信服。但同时也必须承认，作为政治人物，参预种种权力之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透过上述权力斗争的屏蔽，似还可从另一角度来认识庾、王之争及其实质。《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略云：
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谗间遂息。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
这里可以看到，庾亮出任方镇以后，庾、王两家之间明争暗斗，关系确实险恶。但值得寻味的是，王导对同庾亮之间的关系所下的评语，即“休戚是同”，从侧面反映出了两者有过极为亲密的关系。在庾亮“一决朝政”之前，我们的确看不到王导与庾亮之间有何不和，毋宁说通过上一节的叙述，在反对惩处放达名士一事上，还立场一致。即便是在两人同为辅政以后，仍有合作携手之处，如在反对宗室力量的扩张上便是一例。
此事起于明帝治世（322—325年）之末。其时，元帝元敬皇后之弟右卫将军虞胤与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俱得明帝信任，于殿内掌禁兵，并集结勇士以为羽翼，对庾亮等朝臣极为轻慢。针对明帝及帝室一族的动向，《通鉴》卷九三《晋纪》明帝太宁三年闰七月条谓“王导、庾亮皆忌之，颇以为言”，显示出王导、庾亮极为警戒。
对此采取断然行动的，是庾亮。《晋书》五九《汝南王亮附子宗传》载云：
宗与王导、庾亮志趣不同，连结轻侠，以为腹心，导、亮并以为言。帝以宗戚属，每容之。及帝疾笃，宗、胤密谋为乱，亮排闼入，升御床，流涕言之，帝始悟。……咸和初，御史中丞钟雅劾宗谋反，庾亮使右卫将军赵胤收之。宗以兵距战，为胤所杀。
文中的咸和初，正是明帝死后，由王导、庾亮同为辅政之时。《晋书》卷五七《赵诱附子胤传》：“南顿王宗反，胤杀宗，于是王导、庾亮并倚仗之。”也就是王导、庾亮连手，终于杀宗而得以阻止宗室势力的膨胀。
对南顿王司马宗，从“王导、庾亮皆忌之”到对杀宗的赵胤，“王导、庾亮并倚仗之”，这一过程经历明帝和成帝两代。王导、庾亮始终采取同一立场，坚决反对宗室扩张势力，威胁门阀贵族的任何举措。所谓“休戚是同”，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例证。
庾、王之间，渐露嫌隙，是在这之后。其高潮，具体而言在咸康四年（338年）左右。《晋书·庾亮传》载坐镇武昌的庾亮亲自致笺太尉郗鉴，商议谋废王导，其略云：
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咨鉴，而鉴又不许。亮与鉴笺曰：“昔于芜湖反复，谓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侍臣虽非俊士，皆时之良也，知今古顾问，岂与殿中将军、司马督同年而语哉！不云当高选侍臣，而云高选将军、司马督，岂合贾生愿人主之美，习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犹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万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龙之爻，有位无人。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无顾命之臣，势屈于骄奸而遵养之也。赵、贾之徒有无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隐忍，谓其罪可宥，良以时弊国危，兵甲不可屡动，又冀其当谢往衅，惧而修己。如顷日之纵，是上无所忌，下无所惮，谓多养无赖足以维持天下。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愿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远算，次计公之与下官负荷轻重，量其所宜。”鉴又不许，故其事得息。
此笺可说是洋洋一篇讨王宣言。大致说来，庾亮对王导的不满，主要有两点：一，重用赵胤、贾宁等武人将军，无异于“骄奸而遵养”“多养无赖”；二，以师傅之尊，威压百官，使天子受师臣之悖。(https://www.daowen.com)
咸康四年，离庾亮出都近十年，也正是庾、王二家围绕江州激烈争夺之时，因此上述废王导之谋可视作政治斗争之一环。
但是，细读《庾亮传》这段文字，另外还传达了以下信息：首先，王导重用武将，导致“大臣患之”，于是陶侃“尝欲起兵废导”，也就是说在重用武将这一点上，反对王导者并不只是庾亮一人，还有陶侃及其他大臣；[16]其次，庾亮笺是直接写给郗鉴的，希望得到郗的支持，由此可知，所谓谋废王导，并非庾亮一人所独断。
王导死于咸康五年，除上面的《庾亮传》以外，其他一些史料也都反映出，对晚年王导心存疑虑者甚多。譬如郗鉴，本与王导关系极佳，但也间或流露出了对王导的不满。《世说新语·规箴》载：
郗太尉晚节好谈，既雅非所经，而甚矜之。后朝觐，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临当还镇，故命驾诣丞相。翘鬓厉色，上坐便言：“方当乖别，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流。王公摄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嗔，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田余庆先生说：“王导末年愦愦，颇有乱政，郗鉴厉色进言，必有纠其愦愦之政的具体意见。这正是郗鉴不在其位，旁观者清以及郗鉴处乱世而有其方的表现，是王导所不能及的。”[17]案王导晚年，也觉察到自己的政策不为时人所理解，因而有“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18]之叹。
从郗鉴“欲苦相规诫”王导，到陶侃“欲起兵废导”，再到庾亮“欲率众黜导”，虽然庾亮、陶侃力在“废黜”，而郗鉴极力“规诫”，程度上存在差异，但都是针对王导“愦愦”之政而发。所以说，庾亮谋废王导，固然不能排除权力相争这一因素，但同时也应该放在当时有着针对王导的批判这一背景下来认识。
纠王导“愦愦”之政，看来是东晋咸康年间部分当政者之间的共识。在这方面，庾亮及其兄弟似乎又更加坚决，且一以贯之。《世说新语·政事》：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
庾亮如此当面抨击王导，与门阀贵族的妙言玄风颇不相同，十分清楚地显示了王、庾两人在为政风格及处事方针上的不同。庾亮死，其弟庾翼接其任。据《晋书·庾翼传》，翼镇武昌，曾给兄庾冰去信，其中对王导的政治，有过如下一番描述：
大较江东政，以伛儛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作余姚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纪睦、徐宁奉王使纠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而二使免官。虽皆前宰之惛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
“前宰”即是王导，而“惛谬”又可与前面王导自云“人言我愦愦”之语互参。庾翼所列举的诸如纵容地方豪族、包庇罪人等等，据他说都是王导执政下的产物，其结果是搞得“江东事去”，使其“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这段批判，其实也可作为庾亮责王导“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的注脚。《庾翼传》在这封信后，称“翼有风力格裁，发言立论皆如此”，颇有赞许之意。其时尽管王导已经死去，但庾翼仍对其政治予以激烈批判，并同庾冰相期“共明目而治之”。由此可见，在政策层面上，庾、王两族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
综上所述，咸康以后的庾、王之争，固然有着权力之争的一面，但更多的似乎还是为政方针上的不同。也就是说，庾亮谋废王导，或许有掌握中央权柄，继而削弱王氏势力的意图。可是，仔细观察庾亮及其兄弟对王导的批判言辞，以及其他贵族朝臣对王导的态度，就会感觉到，单纯的权力之争并不能涵盖庾、王相争的全部实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