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元康论

所谓“放达”，实际上就是“放荡”“放纵”的同义语，按照传统的儒家思想，这种行为显然是应予以批判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放达之风始终没有得到治史者的足够重视。即便提及，也大多站在正统的立场，或是批判或是简单地一笔带过。确实，大凡放荡，都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比较忽视社会秩序和伦理的行为，从传统的礼教来说，很难对其产生好感。然而近代以来，放达风气作为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927年，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从“人之自觉”的角度对阮籍、嵇康等人的行为和思想作了阐释。如今，“魏晋风度”一词已成为研究魏晋思想的一个代名词。[4]

1939年，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先生发表了《〈世说新语〉的时代》一文，对放达尤其是“竹林七贤”的思想及其意义作了积极评价。在该文中，他用“方外思想”一词概括了阮籍等竹林名士的行为，指出其反礼教行为充满了“人间主义”的感情，是“人间精神自律性”的升华，并用“世说新语人”这一概念来说明当时的时代精神。[5]今天，认为“竹林七贤”的行为是汉代礼教主义的反动，促成了社会精神的自由等等已成为学术界的常识。

至于“竹林”以后的元康人物，研究者一般都是从与“竹林”进行对比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且基本上都做出了与“竹林”截然不同的评价。[6]例如，田余庆先生认为元康放达名士尽管崇拜“竹林”，但那只是形似而已，而且南迁以后，更为放荡，“无德”之尤，对此进行了否定和批判。[7]日本学者吉川忠夫先生在论述放达现象时，引用东晋戴逵的观点，认为“元康”只不过是对“竹林”的模仿而已。[8]前面提到，宇都宫先生曾用崭新的角度评价了竹林名士，但是对于“竹林”之后的元康放达之风，却指出这是一股颓废的风潮，仅仅是对“竹林”的单纯模仿，是“末流思想家中常见的幼稚病疾患导致了王澄等人那种不消化的方外思想风潮”。[9]

就肯定人性这一分析角度而言，森三树三郎先生与宇都宫先生的观点接近，但具体针对元康风气来讲，前者的评价显然更为积极。即元康一方面是“娱乐主义乃至颓废主义的全盛时代”，另一方面在其根底处又显示了“肆无忌惮的人欲解放”，它将人性中极为自然的部分予以正当化。就此意义来看，曹魏以及西晋时期是可以同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的“人的解放、人的发现”的时代。[10](https://www.daowen.com)

景蜀慧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竹林”与“元康”。即西晋灭亡并不能归因于放达之风，而是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标榜名教、政治浮华之故。无论“竹林”还是元康的放达名士，他们的放达行为都是一种韬晦，有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只是在面对名教时，“竹林”作了较为激烈的抵抗，后者的态度则比较消极，在这一点上，两者是有区别的。[11]

以上可以看到，针对元康的放达风气，前人已经做过不少工作，研究成果也可谓丰富。那么，本章重新专注这一社会风气的理由何在呢？简而言之，就是想抛开以往将元康与“竹林”作比较的思想史视点，而把焦点对准放达风气形成的社会原因。单纯用对比来看元康风气，难免有视野狭隘之嫌。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产生如同一层波浪，关键要看推动其生成的历史潜流，这即是社会背景和渊源。我们的课题，就是通过浮现在社会表层的放达之风来探索当时的社会实情及其历史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