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政治的精神与玄学的关系
一般认为，六朝贵族不太热衷政治，原因是受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清谈、玄学的影响。也就是说，玄学是导致他们占据朝廷高官之位，而又远离政治这一倾向产生的主要原因。[29]通过玄学来观察当时的政治特征，这种角度无疑是正确的。王导“清静”政治中的一些特点，如“宽恕”“简易”等，的确让人看到了老庄之学的侧面。但是，从这类政治在当时获得了某种正当性的角度来看，将老庄、玄学视作在政治上起消极作用，然后再予以批判的观点，似值得商榷。
玄学盛行于六朝，与“正始”“竹林”这两个名士集团的活动和宣扬有关。限于篇幅，本节仅对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这四位人物的观点作些探讨，同时分析其与王导“清静”政治之间的联系。[30]
何晏、王弼为玄学始祖，他们对政治有不少言论，大致而言，就是主张“无为”之治。[31]何晏的观点主要反映在《景福殿赋》《论语集解》中。《景福殿赋》为曹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何晏36岁时的作品。[32]文章主旨虽是赞美明帝治世，但作者的政治理想也清晰可见。“钦先王之允塞，悦重华之无为”，这是对舜的无为之治的赞扬和憧憬。在何晏的眼中，所谓“无为”的状况是：
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怀克让之风，人咏康哉之诗。莫不优游以自得，故淡泊而无所思。历列辟而论功，无今日之至治。
可是，怎样才能达到“淡泊无所思”“家怀克让之风”的境界呢？何晏开出的药方是：
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33]
去除无用之官，才是根绝“生事”之道。何谓生事呢？即制造事端，扰乱民众正常生活的种种行为与政策。此外，还要减少那些烦杂苛刻的礼仪形式，所谓“礼烦即乱”，需要使民情趋于安静，民心归于质朴。
王弼的思想见于其《周易注》《老子道德经注》《老子注》等著述中。他认为，治国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静”，即“息乱以静，守静以候”。[34]如何才能达到“静”呢？王弼主张“用莫过俭泰而能约，故必吝焉，乃得终吉也”，[35]“节俭爱费，天下不匮，故能广也”。[36]“静”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通过“节俭”以致“天下不匮”。但“俭”源于“约”，看上去是“吝”，其实是在控制自己的私欲。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吉”和“广”。
与此同时，“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37]也就是切记不能滥用刑法。为什么不能多设“法网”，依靠刑罚呢？因为这样就会夺走“万物”和“百姓”自然的生活秩序，使其受到干扰和束缚。而且“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指望以刑来平衡事物，但刑有苛刻、束缚的一面，于是往往出现设伪取巧之举，这当然也就导致万物失去其原有的状态，所谓“物失所载，未足守也”。[38]
“竹林七贤”晚于何晏、王弼，也有一套政治思想，下面择其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的观点来看。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有这样一段议论：(https://www.daowen.com)
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阮籍集·大人先生传》）
竭尽天下万物，仅仅满足个人的声色之欲，这绝非养民之法。既想让民众服从自己，又不能让其知晓事物的本质真相，于是只有通过赏罚并施、恩威并用，瞒天过海，将大众玩弄于股掌之中。结果可想而知，只能为亡国、戮君、溃败埋下祸根。在阮籍看来，从根本上解决治理天下的问题，不外乎两种方法：为政者只有控制住自己的私欲，才能做到以天下万物而养民，这样就不会“财匮”；只要对民众坦诚相向，自然无需滥刑、重赏，便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国家也就能够避免衰亡。
最后看嵇康。在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应该是：
圣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嵇中散集》卷第四《答难养生论》）
“圣人”，也就是那些行善政、德政的君主，他们一方面坦荡荡，胸怀天下，时刻将民众置于心头，急民之所急，一方面又极力不生事，不扰民，行“无事”之政。具体而言，也就是：
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抱怀忠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嵇中散集》卷第五《声无哀乐论》）
君固然为上，民固然为下，但君有君道，民有民节。君道在“静”，在“简易”，在“无为”，也就是不扰乱民众生活，不生事端，不以己欲苛求人民。面对这样的君上，下民自然可以过上安逸、多福的生活，怀抱忠义之心。君、民的世界也就融洽和谐，二者相得益彰。[39]
以上四人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尽管各自立场并不相同，所强调的角度也有异，但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之中，很容易发现共通之处。诸如抑制个人私欲，发扬“俭约”的生活伦理，行“简易”“无为”之政，不扰民，不生事，不滥用刑法，等等。[40]
回顾一下王导基于“简易”“宽恕”的“清静”之政，或者王承以“不为细察”“宽恕”为核心内容的“清净”政治，与上述诸人的思想观点完全契合。无论从何、王、阮、嵇等人在魏晋贵族社会中的名声和地位，还是从玄学作为风靡一时的学问来看，以王导、王承为代表的东晋门阀贵族，在公、私两方面努力实践“清”的精神，推行“清静”之政，应是受到玄学的影响并由此获得理论依据的。[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