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宽恕”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的一段记载，颇能反映出王导“宽恕”的一面：

庾亮将征苏峻，访之于导。导曰：“峻猜险，必不奉诏。且山薮藏疾，宜包容之。”固争不从。亮遂召峻。既而难作，六军败绩，导入宫侍帝。

咸和三年（328年），与王导共执朝政的庾亮对北方流民集团的领导者之一苏峻极端不信任，欲将其内迁为毫无实权的大司农。[4]对于这一举措，深知苏峻“猜险”性格的王导断定苏峻不会奉诏，因而劝说庾亮应如山薮藏疾一样，对苏峻予以“包容”。所谓“包容”，就是“宽恕”的一种体现。

从结果来看，正因为庾亮没有听从王导的“包容”之见，终于导致苏峻发动叛乱，首都建康竟为其所占。这就说明，所谓“宽恕”“包容”，其实也是一种针对政治状况的准确判断。

关于“宽恕”，还有一则记载见于《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

这是苏峻之乱被平定后的咸和四年，庾亮引咎出任豫州刺史，中央大政再归王导所掌时的例子。“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实际上也是对王导执政所作的概括，与后述“简易”的特点一致。从这条史料中，仍然可以发现他“宽恕”的一面。赵胤、贾宁等“诸将”不遵法令，但王导仍然信任有加。换句话说，委任不奉法的将领，也是一种“宽恕”。(https://www.daowen.com)

贾宁原为苏峻部下，当叛军占领建康时，正是他最先进言杀掉王导。[5]这一建议没有被素来“敬导”的苏峻所纳。苏峻之乱平定后，王导对投降的贾宁非但没有惩处，而且还委以重用。面对曾经试图杀害自己的叛将，这种宽容以待的态度，应该说正是“宽恕”的体现。

再看赵胤。其父赵诱与兄赵龚都是武将，在东晋初期辅助王敦攻略荆州，一起殉职。[6]赵胤本人在苏峻之乱时援助朝廷，为平定叛乱立下了功劳。咸和七年（332年）石勒南侵时，又为东晋厮杀于疆场。[7]由此来看，父子兄弟都是为王朝竭尽死力的勇武之将。所以赵胤虽有违法之处，但并不严加责罚，而以“宽恕”相待。王导的这一态度，在内忧外患的时代，毋宁说是维护王朝安定的有效手段。

以上，我们分析了王导“宽恕”方针的特点以及实际效果。苏峻、贾宁、赵胤都是北人，那么对待南人又如何呢？从下面所述围绕恢复周札的名誉一事上，可知王导“宽恕”的对象不仅是北人，还包括南人在内。

周札是江南社会的代表性大豪族。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之乱发生的时候，因打开石头城门迎王敦军入内，致使元帝失败。周氏一族以此功而被封侯爵的达5人之多，风光占尽。同为江南大豪族的吴兴沈充对此十分嫉妒，不断向王敦进谗言。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发动第二次叛乱时，周札一族尽遭杀害。[8]乱平后，围绕是否应恢复周札的名誉，朝廷内展开了激烈的议论。卞壸、郗鉴等侨姓贵族认为周札开城导致朝廷败北，应负责任，反对为其恢复名誉。而王导则对王敦加以批判，认为周札一族被诛实际上是与王敦立场有异之故，乃不负忠义之举。经过反复讨论，朝廷最终从王导之意，恢复了周札的名誉。[9]

陈寅恪先生引此例，指出元帝、王导委屈求全，以绥靖周氏，实由于周氏实力特强之故，并非有所偏爱。[10]唐长孺先生认为，王导肯定周札的开城，极力主张为其恢复名誉的背后，有着为自己曾支持王敦的行动辩护的意图在内。[11]陈、唐二先生的分析当然正确。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对已遭毁灭性打击的周氏一族仍予以维护，还是“宽恕”精神的反映。[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