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靖”与“宽和”——东晋贵族政治与江南社会及民众
王导之政与江南地方社会的关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执政者个人与江南豪族亲密交往，不赞成征发豪族的依附民；从军事上寻求手握“奴兵”，且能将周围自耕农组成“义兵”的江南豪族的协力，对“北伐”也并不热心；在经济上，制定“度田收租”之制，从大土地经营者的豪族处获得较多租税负担。质言之，东晋立国江南，依靠王导的政策与豪族的协力，逐渐稳固了统治体制。
339年王导去世。由于北方后赵政权出现衰退，东晋王朝在穆帝永和年间（345—356年）迎来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时期。然而，为这份安定画上句号的是扬州刺史殷浩的北伐。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针对江南社会的赋役征收超过了民众所能承受的限度，结果引发自耕农民离乡逃亡，江南地方社会与东晋的王朝体制陷入动荡之中。
面对上述事态，荆州刺史桓温以北伐失败为由，迫使建康方面贬殷浩为庶民，接着东下，亲执朝政，在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推动大规模改革。这一时期的桓温政治与王导以来的贵族政治相比较，有着诸多不同：垄断荆州的军阀色彩，打倒政敌的残酷与篡夺东晋政权的野心，再如改革中央人事，实施“土断”、北伐等等。
桓温在荆州，以“宽和”之政获得了当地豪族以及民众的支持，掌握朝政后，又推行租税减免等有利于江南豪族及江南地方社会的政策。也就是说，通过承认江南社会的既成体制，谋求后者的支持。殷浩北伐，给江南社会带来“虚耗”，而桓温则成功地将此状况扭转为“财阜国丰”。其中原因，除通过“土断”获得大量侨流编户以外，推行重视江南地方社会的政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由此可见，在尊重江南地方社会这一东晋贵族政治的根本理念之中，王导与桓温之间是有某种共识的。
谢安同样重视江南地方社会，这与王导、桓温完全一致。不过，谢安自有其特点。除礼遇豪族，反对征发豪族依附民以外，还通过赋役改革，减轻豪族的负担，针对豪族、自耕农、北方流民组成的江南地方社会，实施赋役均等的政策。其核心是谋求北人与南人、贵族官僚与民众、王朝与地方社会的一体化，力图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缓解江南地方社会的重压。[44]
太元八年（383年），在决定王朝命运的淝水之战中，晋军获胜，由此在社会经济方面迎来了一个巅峰时期。从根本上而言，东晋王朝与江南社会出现的繁荣，与王导以来注重江南地方社会的贵族政治大有关联。
田余庆先生对桓温有一个评价，即他虽然有篡夺东晋的野心，但是终究不敢打破维持贵族政治不可缺少的皇帝与贵族的权力平衡，这正是桓温的有识处。[45]维护皇帝权力与门阀贵族之间的平衡，的确是东晋贵族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另一方面，重视豪族与自耕农民构成的江南地方社会，维护皇帝、门阀贵族等国家权力与作为其权力基础的江南社会之间的安定关系，对东晋政权来说，更为重要。
本章反复指出，经由王导开创，桓温继承，由谢安集大成的东晋贵族政治，尽管面对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社会状况有着不同的政策，但其核心始终不变，这就是始终尊重和维护江南地方社会的原有秩序及其安定。从这一角度而言，除了皇帝权力与门阀贵族之间的政治平衡以外，维护国家权力与江南社会之间有效的联盟关系，保持国家与社会的平衡，不能不说是王导、桓温、谢安作为一流政治家的过人之处。(https://www.daowen.com)
以上，我们从王朝与地方社会的相互关系之中，分析了东晋贵族政治的特点。不过，由于史料的性质以及中国社会传统结构的原因，本章到此为止的考察，依然无法摆脱单纯从国家侧面进行分析的局限性。我们需要探究的是，在贵族政治之下，由豪族、自耕农、流民构成的江南地方社会难道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主体性思考吗？换句话说，当面对王朝国家时，江南社会有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出自己的意志呢？本章最后，想以谢安为中心稍加探讨。
谢安执政，有诸如“德政”“厚德”之类的评价，贯穿着“德”的精神。至于具体内容，前文根据“和靖”“不存小察”“去其烦细”等评语中已经指出，即对豪族与自耕农构成的江南地方社会采取不干涉态度，努力维护其现状，轻减并均等其赋役负担等等。所谓“德”，可以理解为统治者尊重民众生活，适当给予某种放任自由的政策或理念。
豪族与自耕农民的最大特点，用一句现代话来概括，就是有严重的乡土情结。他们的全部生活，都寄寓在自己生长的乡土之中。无论力量的强弱与否，尽可能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极力维护代代形成的生活秩序。构成江南地方社会的东晋豪族与自耕农，当然也不例外。有学者指出，江南豪族“最大的关心是其在故乡的立足基础是否安稳”。[46]正因为如此，吴兴沈警对谢安“怀德而至”，地域民众对修缮宫室等徭役征发时“役无劳怨”的态度，都可以说是江南地方社会对维护其秩序的国家统治者所作的回报，是从主体上支持国家政策，自觉完成作为国家基石应当承担的责任。
谢安执政时期呈现出来的这种统治者与民众、王朝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受到了极高评价。淝水之战前夕，前秦尚书左仆射权翼、太子左尉率石越在劝阻苻坚南征时所说的一些话，即可为证。据《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纪》孝武帝太元七年十月条所载：
今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
统治者与民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在精神上、心情上的一种结合。当统治者推行一种“德”政时，民众就会报以“役无劳怨”“民为之用”的态度。王朝与社会也就能在这种相互信赖与相互尊重之中，结成更加完善更为安定的体制。
综和以上所述，无论桓温的“宽和”还是谢安的“和靖”，都体现出浓厚的德治思想。在具体政策上表现为尊重豪族与自耕农构成的江南地方社会体制，承认其固有且自然的生活秩序及生活方式，在合理范围之内使其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东晋中期以后，这种政治成功地将统治者与民众、王朝与地方社会结为一体，带来了国家与社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