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的历史意识

到此为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谷川史学的内容及其特点。可是构成整个谷川史学灵魂的，却不能不说是谷川本人的历史意识，而这应是谷川史学的最大特点。

我们看到，不论是“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还是“豪族共同体论”，抑或是“中国前近代社会结构论”，谷川都在力图摆脱传统的阶级支配史观，旨在建立一个全新的“人”的历史学。对谷川来说，民众是人类的主体，因此重视民众的力量与成长，把民众作为历史的主体来观察的历史意识也就自然地成为谷川史学的灵魂和基调。[16]

谷川指出，类似只有人民才能肩负历史发展重任的认识固然不错，但通过这一观念描绘的人民不是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就是作为导致王朝崩溃的阶级斗争的主力军，从来就没有真正认识到人民是有着自己的生存原理，有着自己主体性的存在。对此谷川提议历史学研究应该抛弃这种表面的、形式的、机械的把握，而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重视活生生的民众世界。我们看到，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出现的为恢复自由平等的身份而呐喊的胡汉两族人民；在“豪族共同体论”里注重道德人格的豪族、名望家，能够用“轻财重义”的评语来称赞作为指导阶层的豪族并以此判断豪族领导资格的乡民；还有在“中国前近代社会构造论”中生活在家族共同体里的广大民众，这些可以说都是谷川注重“人”的历史意识下的有血有肉的存在。

谷川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提问：在现实中，有不受来自外部的任何限制，或者相反，完全受外在的支配，没有丝毫自由的人存在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谷川指出，在这样一种自由与支配的关系之间生存、苦恼才是人的真实面貌。对于人来说，如何在这样一个现实矛盾中生存下去就成为一个永恒的课题。从人类生活的道路中发掘出先人是如何面对这些课题，又是如何解决这些课题的，然后对这些经验予以总结，加以理论化，这才是历史研究者的使命。谷川强调，只用被剥削者或是阶级斗争的主力这样的意识去理解古代民众的生存，实际上正是历史学研究在现代社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