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恭、桓玄之政与江南地方社会
东晋初，元帝司马睿试图强化皇权，受到了王敦、王导等门阀贵族的抵制，中期的简文帝同样是在桓温面前溃不成军。可是，此时面对司马道子的专权，尽管门阀贵族王恭、桓玄显示出了对决的态度，但都归于失败。这也就说明，面对东晋末的帝室政治，门阀贵族一方的反击较之此前，是异常脆弱的。其中原因何在？
针对司马道子、元显父子的政治，王恭从开始就是坚决反对的。[16]不久，即与荆州的殷仲堪以及桓玄取得联络，试图举兵以纠道子的弊政。[17]值得注意的是，王恭还像王导、谢安那样，与江南豪族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例如受到谢安礼遇的吴兴沈警及其子穆夫，就与王恭有深交。[18]应该说，王恭的上述态度使他在开始得到了江南社会的期待。但在第一次起兵取得成功之后，王恭却与道子达成妥协，仅仅只是将道子的亲信王国宝加以处分而已。更有甚者，转而开始打击曾支持过自己的江南豪族与民众。对此，葭森先生认为，王恭的这种态度及行为与对司马道子政治怀抱不满的江南社会的豪族以及民众所期待的指导者形象相差甚远。也就是说，王恭失去江南社会的支持，其中原因在于不能充分利用和吸收江南社会汹涌而起的豪族与民众的能量。[19]
由此来看，就单纯反对皇权政治而言，王恭的态度或许与王导、桓温相一致，但在是否得到江南社会的支持这一点上却迥然不同。应该说，王恭之所以失败正是没有实施重视江南社会并由此得到江南社会支持的贵族政治之故。
那么，同为门阀贵族出身的桓玄又如何呢？江南的豪族与民众因为不断受到东晋末期频繁发生的内争所扰，因此对桓玄寄予了极大期待。但是，篡夺了东晋王朝的桓玄，却很快辜负了这份期待。首先面对一部分豪族破坏地方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取缔。[20]对于江南民众的饥馑，也毫无关切之心，使得江南社会大失所望。[21]也就是说，桓玄与王恭的政治固然有着针对皇权的一面，但是却都忽视了江南社会怀抱的不满和对他们的期待，当然也忽视了江南社会所积蓄的力量。《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云：
孔靖字季恭，会稽山阴人也。……祖愉，……父訚，散骑常侍。……高祖东征孙恩，屡至会稽，季恭曲意礼接，赡给甚厚。高祖后讨孙恩，时桓玄篡形已著，欲于山阴建义讨之。季恭以为山阴去京邑路远，且玄未居极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衅成恶稔，徐于京口图之，不忧不克。高祖亦谓为然。
刘裕讨伐桓玄，此时江南社会的代表性大豪族会稽孔季恭积极参加并献计献策，这实际上也就反映了江南社会对桓玄的不满。值得留意的是，桓温之母正是出身于孔氏。[22]那么从孔氏的上述行动取向中，也可以反映出桓玄及其政策与江南社会之间的期待异常遥远。
王恭与桓玄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消除江南社会的各种不满，葭森先生的分析是中肯的。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种不满实际上源于帝室恢复权力的行为破坏了豪族与自耕农民建立的江南社会的秩序之故。而且从根本上说，王恭、桓玄或者东晋帝室，其立场尽管不同，但所实施的政治都偏离了东晋初期以来王导、桓温、谢安所坚持的贵族政治的立场。这，正是江南社会的各种不满产生的原因所在。
本书多次强调，所谓贵族政治的执行，与门阀贵族的学问、个人伦理以及精神的影响有着重大关系，这也是东晋乃至六朝贵族政治的重要特点。所以当我们判断王恭、桓玄脱离了贵族政治主流时，从丧失贵族精神这一点上似乎也应获得证明。《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有如下一段记载：
晋辅国将军袁虔之、宁朔将军刘寿、冠军将军高长庆、龙骧将军郭恭等贰于桓玄，惧而奔兴。兴临东堂引见，谓虔之等曰：“桓玄虽名晋臣，其实晋贼，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办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资，雄据荆楚，属晋朝失政，遂偷窃宰衡。安忍无亲，多忌好杀，位不才授，爵以爱加，无公平之度，不如其父远矣。”
袁虔之等人因为不满桓玄，投奔后秦，对姚兴作了一番针对桓玄的评价，指出桓玄不如其父桓温甚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桓玄与桓温之间有着显著差距。按照袁虔之的意思，这种差距表现在嫉妒之心极强，对部下也不宽容，赏罚不公等方面。《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晋纪》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十一月条云：
桓氏累世临荆州，玄复豪横，士民畏之，……
桓玄的这种为政态度与以“威刑”为耻，贯彻“宽和”态度，与民众维持亲和关系的桓温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桓温以及桓氏一族所传承的那种“清”的贵族精神。[23]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王恭。《晋书》卷八四《王恭传》载其为政云：
（恭）以闇于机会，自在北府，虽以简惠为政，然自矜贵，与下殊隔。不闲用兵，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https://www.daowen.com)
王恭为兖青二州刺史并兼领北府兵，在施行“简惠”之政的同时，却因为笃信佛道，征发了大量民众从事力役，结果招致民众的怨声。我们知道，这里的徐、兖等地民众并非江南本地的自耕农民，而是所谓侨民或流民。[24]可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欲望，而对治下民众大行征发之事，这与同样征发流民抵御外敌的桓温、谢玄有所不同。[25]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王恭的性格之中，有着以门第自矜的部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与下殊隔”，也就是逐渐失去与治下民众之间的连带意识。而这与重视民众，基于爱民之原则，行宽容之政的贵族政治的精神无疑相距甚远。
为什么东晋初期和中期那种生机勃勃的贵族精神在桓玄、王恭处消失殆尽呢？《世说新语》有关王恭的二则记事，似可为我们提供思考的线索。《世说新语·赏誉》云：
王恭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颇有重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觉为烦”。
同书《任诞》云：
王孝伯（恭）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我们在本书第二编第二章中曾分析，六朝贵族的伦理精神渊源于玄、儒、文、史等学问。学习这些学问，是门阀贵族之家维护门第之际最为重要的手段，并且还必须将其作为家训传给后代子孙。王恭尽管出身于太原王氏这样的一流高门，但是在学问的修习上似乎并没有做出多少努力，他所说的“名士不须奇才”，实际上是对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曲解。“读书少”，也就是说缺少学问或许正是王恭远离贵族精神的原因所在，而这最终又反映在了他的政治上。[26]
关于王恭与江南社会的关系，还有一则饶富趣味的例子。《晋书》卷八四《王恭传》载：
（司马）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
所谓“委巷之歌”，据《北堂书钞》卷五九引《晋中兴书·太原王录》“尚书令谢石为吴歌”，似乎可推测为“吴歌”。
胡宝国先生指出，东晋中期以后，侨人使用吴语应相当纯熟，甚至可以模仿江南民间流行的吴歌进行创作，这说明了江南文化对侨寓人士的影响。[27]那么反过来说，王恭斥责谢石作吴歌，从某种角度显示出他对江南文化存在着排斥心理。从更深层次角度而言，也是其性格中“自矜贵，与下殊隔”的反映。
东晋立国之初，如何处理与南人的关系是至上课题。陈寅恪先生在分析王导笼络吴人的政策时，特意指出王导过江后，曾作吴语，可见其用心之良苦。[28]我们在论述王导的时候，专门指出善待南人，与王导以宽容之态对待不同类型之人物的政治手法密切相联，因为个人的性格与政治的理念其实都是个人精神世界的完整反映。[29]以此与王恭相比，可以说在个人性格所反映出来的伦理与精神上，也看到了贵族精神在逐渐褪色。
综合以上所述，无论门阀贵族或是帝室的最后失败，归根结底在于他们的政治都偏离了被称为“清静”“宽和”“和靖”的王导、桓温、谢安之政以及支撑这种政治的“清”的精神，这一点正是东晋后期陷入政局混乱，江南社会出现不满，并最终引发王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