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二编针对东晋初期的状况作了分析。接下来的第三编《东晋中后期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从探讨桓温、谢安之政以及东晋地方政治的特点入手，试图从多方位把握东晋中后期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并且从贵族政治的角度对东晋的灭亡原因作了分析。

第一章《“和靖”与“宽和”——桓温、谢安之政与江南地方社会》：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属于典型的门阀贵族制国家。但是侨姓贵族所拥立的东晋政权，却建立在与华北社会风土迥异的江南地方社会之上，而且以其积弱，居然维持了一百余年的命脉。其中要因，当从执掌权柄的门阀贵族及其政治形态中探寻。东晋一朝，固然有其鲜明的门阀色彩，但执政者所施行的政策方针，也是探讨东晋贵族政治特质的关键。

本章探讨了王导以后的东晋中期的国家与社会格局。具体从桓温、谢安的所谓“宽和”“和靖”之政入手，着重分析东晋中期以降的政局变动、执政者的政策与江南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最后的结论是，除了维护门阀贵族与皇帝权力之间的平衡以外，继承王导“清静”之政，尊重江南地方社会的固有秩序与体制，重视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关系，正是桓温、谢安之治的最大特色，也是东晋王朝在中后期走向繁盛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东晋门阀贵族体制与地方政治》：针对东晋的地方政治，史料上有着诸如“清简”“威惠”“严猛”等评语。结合这些评语，具体分析东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地方政治，可以发现东晋地方政治中尽管有着“贪残”“严猛”一类负面的评价，但其主流却是“清”这一贵族式理念支撑的“清静”政治。“清静”政治所包含的评语虽然不尽相同，但其特点在于为政者并不追求个人政绩，而是积极致力于维护地方社会以及民众生活的安定，因而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和支持。

本章认为，立足于江南地方社会以及民众的立场来观察东晋贵族政治，可以为理解六朝政治社会的特质提供与传统思路不同的视角。也就是说，门阀贵族虽然有着国家官僚或皇帝手足的侧面，但并没有站在皇权的立场之上对民众进行彻底地剥削或支配，相反通过实施“清静”政治，发挥了制约皇权的作用。尽管六朝贵族没有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力体制，但是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牵制了皇帝权力对民众的直接统治。

第三章《东晋王朝的崩溃与刘宋政权的性质——从贵族政治的视角来观察》：考察从东晋末到刘宋建立这一段时期的政局，探索东晋灭亡的原因以及展望刘宋政权建立的意义，即是本章试图解决的课题。这里的首要问题是，东晋中前期所实施的“清静”政治以及“清”这一贵族式精神在东晋后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与东晋王朝的灭亡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https://www.daowen.com)

通过分析，可以确认的第一点是，东晋前期以来，重视江南地方社会的贵族政治，在王恭、桓玄等人那里不再得到坚持。第二点则是皇权方面重视刑法以及强行征发豪族依附民的政治，也给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社会造成了损害和混乱。

由此可见，在东晋政权崩溃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皇权与门阀贵族之间的抗争，但双方都忽视了与东晋王朝息息相关的江南地方社会的动向，脱离了贵族政治的方向及其精神，因而导致了王朝覆灭。而创建刘宋政权的刘裕及其政治特点中有着继承“清静”这一贵族政治的迹象，这也说明晋宋革命的意义必须从贵族政治、贵族精神的传承之中予以阐明。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本书的框架或者研究思路除了继承中国学者的主要观点以外，还受到了日本学者的诸多启发。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最后的跋语中作些回顾。正因为如此，使我也更加感觉到中日学者在研究思路上有着诸多互补之处。本书最后附录的两篇文字，对上述思考作了些许整理。

第一篇《论谷川道雄的中国史研究》，指出谷川道雄先生作为京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其治史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战后风靡日本学界的唯物主义史观，通过严密的实证分析，对隋唐帝国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性、中国史的分期等政治社会史问题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最终建立了强调道德人格、伦理精神的共同体论。可以说，共同体特性在不断地演进与升华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直到今天对于探讨中国历史的本质问题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第二篇《中日学术交流的新动向——兼评〈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通过介绍《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的出版，分析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到底有何特点，其学问意识和学术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等问题。最后指出，中日两国学者在相互了解对方的治学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真正意义的学术交流，这样才能在吸收和借鉴之中推进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