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史学的诞生——《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谷川史学正是产生于上述中国史分期论争如火如荼之时。
对于论争本身，谷川并没有直接介入，但却表现了极大兴趣，从中受到了很大鼓舞，这一点反映在他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唐代史研究中。对于日本人来说，唐朝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因为它对日本的影响太深，所以许多立志研究中国史的学生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唐史上。谷川也不例外，当时他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唐王朝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性质。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唯物史观的阶级支配、阶级斗争的理论成为那时的研究指标。即以唐朝政权与民众之间的阶级矛盾为研究前提，密切关注民众与统治阶级的斗争状况，希望以此来抓住唐朝的历史特质。
但在此过程中，谷川却逐渐感觉到，以先验的态度站在国家与民众的阶级对立上思考问题时，非常容易落入机械论的陷阱，因为在那里看不到构成国家和民众社会的“人”的身影。比如说，最能代表隋唐时期政治特色的律令体制，在上述史观之下只能变成压制人民的工具。然而制度终究是“人”制定的，在这些制度的最深层处一定有着“人”的思想活动。通过这一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谷川决心重新理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4]
在谷川看来，秦汉以来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是解决隋唐国家性质问题的关键，因为这意味着类似大土地所有那样的私有隶属制受到了某种力量的牵制而不能全面展开，而这一现象又是从阶级支配、阶级斗争的史观上无法解释的。因此谷川的结论是，国家和人民除了对立以外，一定还有着相联系的一面，而且这种联系较之对立可能更为重要，更能抓住隋唐国家的本质。
那么，当用国家与人民相联系的一面来观察隋唐国家时，应该从何处入手呢？谷川这时想到的是有必要上溯到其政权形成的渊源时期来加以理解。谁都不否认隋唐政权的起点始于北朝，因此谷川从50年代后期开始把自己的研究重点移至北朝，希望从那里发现隋唐政权与人民的关系的原初形态，以此来探索隋唐国家的形成原因及其历史性质。
谷川首先选取导致北魏崩溃的六镇之乱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觉得隋唐作为大一统的王朝，其形成过程中的种种要素都产生于这次叛乱之中，也就是说从社会的大分裂之中反而容易找到其后国家统一的契机和线索。
六镇之乱由部署在北部军镇的镇民所发动。镇民在史籍上往往被称为城民，是住在城镇里的军户，与一般州郡编户有所区别。城民大多由鲜卑族等北方胡族人民构成，其中不乏出身于显赫部族者，因此他们与一般州郡民的性质完全不同，是非常有荣誉的兵士。北魏实行部落解散政策以后，这些城民被派至北部各镇以捍卫国家的边防。但是经过后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他们的身份却日渐下降，最后由本来的自由民降至一种贱民的地位。这种对失去自由身份的不满，正是六镇之乱的直接导火索。
北方胡族人民从自由民下降到贱民，然后再从贱民争取恢复自由民的身份，这正是六镇之乱的性质所在，也是谷川研究北朝史得出的最初结论。但谷川的思惟并没有停留在此，在他看来，以北魏内乱为分水岭，其前后时期似乎就具备了上述两条基线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特点。从这一构想出发，谷川用10年时间对五胡北朝的政治史展开了全面研究，力求证明从五胡政权到隋唐的历史进展就是上述两个过程的反映。首先，如果说城民本是自由民的话，那么应从哪里寻找其历史身影呢？谷川把目光投向了南匈奴政权。
东汉以来，在汉族政权的控制下，南匈奴原有的部落体制处于解体状态，种族独立性得不到伸张。西晋的政治混乱使南匈奴的统治阶层与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一般民众之间产生了恢复种族独立的志向，其目标是建立一个部落联盟国家。促使匈奴族统治阶层与人民相结合的原理不是别的，正是塞外游牧民族社会所特有的自由体制。但另一方面，作为匈奴国家的前赵、后赵政权都建立在中原地区，因此他们又面临着一个与广大汉族人民共存的问题。为了适应这样一个社会状况，两个政权都恢复了昔日的大单于制度，以之统领胡族民众并保证本族人民的自由地位。与此同时，位于大单于之上的皇帝派遣包括大单于在内的宗室诸王分掌军队，谷川将这一体制称为“宗室军事封建制”。但是带有分权性质的“军事封建制”最终导致了皇权的极度不稳，两者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为了巩固皇权，外戚、宦官相继登场，皇权渐变为追逐个人私利的工具。在此风潮下，胡汉双重体制所具有的公共性丧失殆尽。主张恢复国家公权力的胡汉士大夫遭受排挤，匈奴人民也在成为利权侵夺对象的过程中渐失自由民的地位。
通过上述研究，谷川明确指出，支撑匈奴国家体制的“宗室军事封建制”反映的只是血缘关系，它并不能保证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国家的公共性质，而这一矛盾又是后来的胡族政权所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
鲜卑慕容氏政权加快了汉化步伐，这表现在大单于制度的废除。但是，因为同时有几个皇帝继承者的存在以及由皇帝或是宗王掌管最高军事大权，所以“宗室军事封建制”依然是鲜卑国家的砥柱。在燕政权所设置的军营里，一些被称为“营户”的户口负责生产，因此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而这正是军事封建制的表现。而州郡制下的州郡户则对营户的生产起到了互补作用。鲜卑国家的皇权就是建立在营户和州郡户的军事生产之上的。但不久，由于可足浑太后以及慕容评时期贿赂政治的盛行，再加上驻扎在地方的将领纷纷将营户占为己有，整个国家掀起了一股追逐个人私利的风潮。作为国家编户的一般农民在此情况下急剧减少，国家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最终走向灭亡。(https://www.daowen.com)
氐族苻坚的前秦是五胡政权中最为安定的时期。虽然“宗室军事封建制”同样存在，但苻坚推行德治主义政治，力图克服血缘主义的弊端。虽然如此，苻坚针对鲜卑族的优待政策，还是反映出前秦依然没有突破种族社会的特性，这也是淝水之战以后政权瓦解的主要原因。不过，苻坚的德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两赵以及燕政权那样的权力私人化现象，因此可以认为前秦处在从五胡向北朝过渡的历史阶段。
统一了华北的北魏与五胡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实施了部落解散政策。但是，北魏在统一华北过程中实施大规模徙民政策，并且让宗室贵族掌握中央的羽林、虎贲军，在地方州镇大量部署北族兵。由此来看，尽管北魏采取了部落解散的政策，但在本质上仍旧没有完全摆脱种族血缘主义。
力求突破种族血缘主义的阻碍，建立一个更具公共性的国家，这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的目的及意义所在。汉化政策中的重要一项，是在胡汉两方全面推行门阀主义制度。当孝文帝推行门阀主义政策时，一部分汉人士大夫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贤才主义观点，他们强调人才应求之与个人而不应该只是门第。但孝文帝没有采纳这些人的建议，继续推行注重门第的门阀制度，其结果是导致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北方胡族兵士逐渐遭到排挤，最后沦落到丧失自由身份的地步。
在北魏末的大混乱中，除了北族士兵以外，另有一股势力迅速崛起，这就是汉族豪族在地方乡村社会中集结的乡兵集团。乡兵，是由地方豪族（乡帅）与乡里民众（乡兵）构成的军事集团。这些乡帅一般具有武将的气质与才干，在民众中发挥着指导能力并且获得了地方乡村社会的广泛支持。依靠自己的能力以及在乡里社会的声望，正是这些豪族崛起的原因所在，也是前述贤才主义观念在地方社会的反映。谷川认为这些豪族的行为与只重门第的传统门阀贵族不同，将他们称为“新贵族主义”。
“新贵族主义”的乡兵集团与传统门阀贵族的不同之处，显示了处于地方基层社会的豪族和自耕农民力图打破门阀主义的志向，这一点与北族兵士的目标完全一致。乡兵集团和北族兵士其后成为东西两魏政权的军事基础。因此，如果说城民追求自由身份的内乱是形成隋唐王朝的原动力的话，乡兵集团的活动则构成了隋唐王朝产生的另一个原动力。
这两个原动力具体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如何推动隋唐国家形成的呢？谷川首先分析高欢一派。向高欢投降的北族士兵与汉族的乡兵集团是东魏、北齐政权的骨干，他们的领导者被称为“勋贵”，都属于北齐政权的统治阶层。与此同时，传统的汉人门阀贵族也开始进入朝政，不过这些贵族在门阀主义已经行不通的情况下登场，因此只有依靠与皇权的结合才能得以生存，这就形成了武成帝以后的恩幸政治。“勋贵”和门阀贵族的政治斗争构成了北齐政治史的主要特征，国力在当权两派的权力斗争中日渐衰弱，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
胡族与汉族人民否定门阀主义身份秩序、追求平等自由身份的努力在东魏、北齐政权下没有成功，但在西魏、北周那里却得到了实现。尤其是北周政权，周礼的采用、六条诏书的实施以及将广大乡兵集团纳入新的府兵制体系等政治措施都显示出了胡汉人民融和的趋势。在五胡政权时期，试图通过“宗室军事封建制”这样一种血缘主义来维持国家体制，而在北周，却是一半以上的异姓作为柱国统领军队。上述事实标志着北周已经超越了五胡政权挣脱不掉的狭隘的种族血缘主义，同时也预示了继承北周政权的隋唐是一个保障胡汉民族融和与自由的公共性国家。
在谷川看来，五胡北朝史的发展趋势最后归结为隋唐国家的建立，因此在把上述研究辑为一书时，特意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来命名。通过这一研究，五胡北朝史的整个历史过程呈现出了十分清晰的轨迹。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北方胡族与汉人乡村社会的民众。它们双方肩负各自不同的历史使命，但目标却都是对自由平等身份的追求。对于北方胡族而言，摆脱了东汉以来的汉人统治，进而在中原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他们成为自由民的开始。五胡政权的“宗室军事封建制”、北魏的北族军事体制都有继承游牧民族的部落制度传统，保障本族人民自由身份的意图。但这些体制由于种族血缘主义色彩太过浓厚，所以在与广大汉人社会共存的状况下没有发挥有效作用。孝文帝的门阀主义政策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但反而使得作为自由民的北族兵士沦落至贱民的地位。为了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自由，胡族士兵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非门阀豪族与乡里民众所建立的乡兵集团在“新贵族主义”原理指导下，力图否定门阀主义的身份秩序。他们与胡族人民结合在一起，成为东西两魏政权的支柱。在北周时期，柱国的军队主要由府兵构成，而作为府兵基干部分的正是乡兵集团。非门阀豪族借此得以与政权相结合，他们与胡族人民一道形成了新的统治集团，一道成为推动隋唐统一政权形成的原动力。
至此，我们看到，谷川在唐史研究中提出的应该如何从国家与民众的相互联系中来把握隋唐国家性质的设问，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终于找到了答案。隋唐政权在胡族和汉族民众寻求自由平等的过程中建立，它显示了隋唐政权的本质并不是阶级统治的单纯暴力装置，而是受到民众支持，响应人民意愿的公共性国家。